入世20年社论 | 历史进程中的企业家精神

社论这是平常的一天。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20年前有多忐忑，20年后，我们就有多自信。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20年突破了100万亿元。学者们热议的话题是，中国的经济总量何时超越美国。他们心中笃定，问题只在于是否会比预期更早。

回到历史现场，其实情形大不相同。决策者的义无反顾之外，很多人心存疑虑：国门大开，国内市场就是国际竞争。中国的幼稚产业能否经得起开放的冲击？当那些“巨无霸”闯入，中国企业是否会节节败退，大批失业接踵而至——2000年，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6。在以营收规模排名的 《财富》杂志500强企业名单上，只有9家中国大陆企业上榜，它们都是国有垄断企业，分布于金融和能源领域。

但在此后十年的时间里，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在随后的几年，中国稳坐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一大出口国的位置。2021年的《财富》500强榜单上，中国大陆（含香港）上榜公司数量连续第二年居首，达到135家。这份榜单上民营企业的名字越来越多，从资源型企业扩展到互联网、金融和制造业。

想象中的大冲击没有出现，中国经济狂飙突进的年代不期而至。是什么力量让中国在20年间实现了这样的经济跃迁？

对此可以有很多解释。应该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首先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它冲击着旧观念，也呼唤着新视野。当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勇气拥抱世界，全面履行入世承诺，坚定地推动国内改革，清理、修订和完善国内法律法规，实现与国际规则接轨之时，构建于规则之上的市场开放格局逐渐形成。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影响相当于“第二次改革开放”。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不过对民间资本非禁即入的规则，只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夜才被写入了官方文件。加入世贸组织，让人们大声疾呼，对外开放的领域要率先对内开放，一视同仁落实对民企的国民待遇。在历史的进程中，民营经济从“有益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再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重申民营企业家是 “自己人”。这是一个确定性不断增强的过程，最大程度地激发和释放了蕴藏于民间的创业创富激情。

一个企业家经济的时代由此开启。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3年之后的2004年，“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修正案——这是创业创新者的“春消息”。有恒产者有恒心。没有严格的产权保护制度，就没有稳定的预期，长期主义就可能让位于“赚快钱”的短期思维。开放的中国经济需要这样的土壤和环境：企业家破土而出茁壮成长，企业家精神得到小心呵护，弘扬企业家精神成为社会共识。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对企业家精神的大声呼唤——企业家是要素整合者、市场开拓者、创新推动者。企业家是稀缺资源。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要弘扬企业家精神，充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

万类霜天竞自由。曾经的无名之辈变成现实的财富创造者。中国企业从一颗小苗长成一颗大树，中国经济则从一片树林变成宽阔的大海。大浪淘沙，这里面有数不尽的成败起落。被淹没的雄心和梦想，野心和欲望。那些地基不牢的沙滩帝国轰然倒下。但是就像一场马拉松长跑，总有那么一群人敢于在绝境求生机，锲而不舍，最终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内。他们经历了鹰的重生。他们的名字叫做企业家。

回望历史，中国经济每一个生机盎然的时代都离不开企业家精神。1978年改革开放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从1984的创一代到92派，从2001年前后伴随互联网的兴起和中国开放进程崛起的海归们，到激荡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中的年轻人。在历史的进程中，企业家从边缘重新回到舞台中央，这是一个仍然在壮大与成熟的群体。企业家精神则从被压抑到被认可和承认，经由持续的制度变革而不断被激发和释放出来。这种精神引领着企业家们以韧性坚守着责任，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自主性和创造性，在成就商业繁荣的同时，不断塑造着中国经济新的可能。

应该承认，这一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我们经历过产权改革的徘徊，民营企业家屡屡承受国资“贱卖”的质疑，民营经济也曾遭遇“离场论”的喧嚷。即使今天，“污名化”企业家的杂音也不时沉渣泛起。事实上，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从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体制的每一次突破，在持续地唤醒和激发企业家精神的同时，那些创业创新者们也曾在不同阶段为变革付出代价。即使如此，他们以自己的奋斗为企业家正名，也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正名。即使怀疑论者也无法否认，民间资本像鲶鱼一样激活了市场，从一潭死水到千帆竞流，公平竞争成为企业的通用语言。这同样推动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叙事，混合所有制改革最终成为国资国企改革顶层设计的一部分。

今天的我们面对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仍未退去，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复苏迟滞，内外不确定因素增加。中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2年，中国经济可能首次滑入5%-6%的增长区间。而在共同富裕的语境下，中国希望以高质量发展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从人均1万美元向更高收入水平迈进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势必面对新的考验。

市场是企业家的“战场”。中国已经有1.5亿市场主体。改革开放40余年，在很多领域，中国企业从跟跑模仿逐渐加速，实现了并跑甚至领跑。不过我们仍然面对诸多核心技术的落后乃至“卡脖子”，一些优秀企业开始面对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无人区”。与此同时，数字技术革命悄然拉开序幕，这是一场新的全球竞争，很可能决定我们在未来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

这时候，靠什么让中国经济实现一次新的跃迁？

我们需要让基础科研扎实突破，从而在新的科技革命中占据主动。我们要让科技成果更快速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我们也需要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家是经济增长从资源消耗和规模扩张转向创新驱动的“发动机”。我们拥有了一个优秀的企业家群体，不过这和中国发展的雄心还不匹配。别忘了，这是企业家经济的时代。国家竞争力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企业竞争力，中国到了应该有一批世界级的企业，也能够产生一批世界级企业的时候。

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当我们说，企业家就像鱼一样，水质水温适宜就会游过来。回望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20年，我们获得的最大启示是，水质水温的适宜来自于开放与改革，从政策性开放到法律框架下的可预见开放，给企业家带来了持续的确定性。在面对充满未知的市场与创新风险时，这种确定性至关重要。这是企业家信心的源泉。他们因此愿意敢为人先、承担风险，坚持长期主义，对创新进行持续投入。

加入世贸组织20年，中国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也是全球化的坚定维护者。当前，中国正在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持续扩大金融服务等领域开放的同时，中国已经正式提交了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申请。很多人说，这不亚于“第二次入世”。也许我们可以预期，这将和20年前加入世贸组织一样，推动这个国家的思想再解放，并以开放促改革，释放内生动力，让企业家精神竞相并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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