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袁隆平：念故人，稻永存

（图源：视觉中国）

张晓晖长沙、重庆报道 又到了稻子生长的时候，袁隆平走了。

他曾经在80岁那个生日晚会上，给已逝的母亲写了一封信说，稻子熟了，妈妈，我来看您了。他说，母亲的最后时刻，他还在长沙开会。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即便是天不亮就往安江赶，也没有见上最后一面。一切都太晚了，他真的好后悔。

如今，祭奠他的鲜花躺在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研试验基地的稻田边，悼念横幅黑底白字写着：风吹过稻田，我们会想你。

他的离开是在2021年5月22日13时07分，91岁。他说过，60岁到退休的年纪时，家人希望他不要再一身臭汗、两脚稀泥疲惫地回家。他也想了，是不是可以“藏山水于胸臆”，是不是可以退到二线。

后来，他发现退休计划落空了，杂交水稻研究已经与他的人生和事业融为一体。他说自己是为水稻而生，活着就是为了研究水稻的高产。只要一息尚存，他就会不断努力。

他的确是这样做的。今年3月因为摔倒入院后，他每天要问“今天几度？”

回答的人说气温28°C，他就急了，担心影响第三季杂交稻成熟。

这样的人离开了。会有一个着黑衣的身影，在5月24日遗体告别仪式结束的次日，独自站在田埂边看着试验田的水稻泪流满面。年轻的大学生，停在位于长沙的中国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展览馆“拯救饥饿”四个字前，说起小时候爷爷家里的米缸，不能自已。

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词中说，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5月末，长沙市东湖路523号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便是这样的，有水塘、有小拱桥，蛙声、鸟叫。袁隆平的小院也在里面，两侧距离稻田和实验室都是百米左右。

从此以后，邻居眼里那位常给小朋友糖吃的“寻常”老人不会再出现。曾经与他天南海北、追着季节搞杂交水稻的助手，只能坐在轮椅上回想那位早早就在研究所里扬名的“人物”。

5月22-24日，一连三日，长沙的雨下下停停。来自全国各地的鲜花和悼词，比雨水更像要“淹没”这座城市，自发前来送别袁隆平的人潮一日比一日更甚，足见这位老人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

“想来见他最后一面”

这场超乎许多人想象规模的送别，是从袁隆平的遗体从医院送往殡仪馆开始的。

5月22日当天下午4时10分许，袁隆平的遗体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起灵，中途灵车在他长期生活、工作的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绕行一周。长沙市民自发随车而行，喊着“袁老，一路走好”。

5时30分许，灵车抵达长沙明阳山殡仪馆。当天傍晚，除长沙本地外，周边城市如湖南永州、常德等地送别者也从四面八方赶来，守在长沙明阳山殡仪馆大门外。排队献花的队伍很快就超过100米、500米、超过1公里……至深夜，不少送别者放下花仍不肯离开，退在殡仪馆两侧静静地站着。

距离大门50米处，一辆卖花的面包车前挤满人，打包花束的速度，赶不上买花人付款的速度。老板被一直催促。赶夜来的人许多人称，想见袁隆平最后一面。

一名54岁的中年男士张永进说，在他心里，袁隆平是一个伟大的人，因为这个科学家一辈子都在地里，和中国最普通农民一样，而他的水稻让中国人都吃饱了饭。

张永进称，自己在中国西部地区一个普通农村长大的，15岁前都没有吃饱过饭，每年新一轮稻谷收割前，总要吃那么两、三个月的玉米和红薯才能扛过去。

“家里的粮食不够，每年5、6月就吃完了，要等9月才收新的。”张永进说，没饭吃了，就只能吃其他的充饥。“晒干的包谷（玉米）用磨子推过、熬成糊糊，经饿，吃一顿一天都没问题，但玉米老又磨不细就不好吃，天天吃、天天吃，到最后真的吞不下去了。”

1984年，张永进家里种的常规水稻一亩收200公斤-300公斤，节约着吃可以够一个人一年的量。1986年，张永进家里开始第一次种杂交水稻，当年收成就是一亩接近500公斤。而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1949年-2012年，中国每年粮食人均占有量温饱线是每年人均占有量是350公斤。

“八几年的时候，杂交水稻的种植就差不多普及了，农技站还给补贴、送肥料，但因为每年还要缴20%左右的公粮，家里开始种杂交水稻2、3年后才不饿了。”张永进说，他的父辈对饥饿的印象更深，总是听父亲说看见多少人饿死，就倒在路边。

“粮食够了以后，我们每年还会多出来大约三分之一的量，这时候就可以拿去卖给国家，一年也能挣1、2千元。”张永进说，这个钱是什么概念，那时候他一年去河边打沙、养些鸡鸭鱼卖，整年的收入才5、6千元。他说，袁隆平改变了很多像他这样的人。

“所以大家都自发的来送他，这是最好的证明。”张永进说。

一名随父亲从湖南永州赶来的高中生说：“听到袁老去世的消息不敢相信，我觉得他应该永远活着，他离开了，我们一定要来见最后一面。”

一名湖南师范大学的大二学生说，他正在参加一个数学竞赛，瞒着室友偷偷溜出来。他想当科学家，他想中国伟大的科学家不会只有袁隆平。

未到场的送别者通过网购平台下单，送来鲜花。一位外卖员说，他已经跑了三趟，长沙的花都快买不到了。午夜过后，送别的人群没有完全散去，仍不断有人捧着花出现。

5月22日深夜，袁隆平家属对媒体表示，将遵循袁隆平生前丧事从简遗愿，殡仪馆不安排接待群众悼念。但这依然无法阻挡络绎而来的人群。

次日清晨，明阳山殡仪馆明阳厅为群众悼念袁隆平开放，排队入场的队伍绵延约2公里，人人手捧鲜花。殡仪馆附近实行交通管制、当地警方派出大量警力维持现场秩序。殡仪馆场内停放着中国移动的应急通信车。一位在现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解释，因送别者人太多了，殡仪馆周围近一公里范围内信号都不太好。

这一天，在袁隆平生前工作单位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排队鲜花、送别人群的队伍，同样是长长的望不到尽头。

他生前担任名誉董事长的上市公司——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000998.SZ，下称“隆平高科”)下半旗志哀，缅怀袁隆平。

袁隆平所生活的龙马社区、东湖街道挂出“沉痛悼念袁隆平院士”的黑色横幅。

5月24日上午十点，袁隆平去世第三天。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明阳山殡仪馆铭德厅举行，现场哀乐低回。铭德厅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袁隆平同志”，横幅下方是袁隆平的遗像。袁隆平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国旗。

新华社同日发布，袁隆平逝世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他的逝世表示深切悼念，向其家属表示亲切问候并送花圈。

袁隆平家属对社会各界悼念袁隆平做出书面感谢：“家父生前，对我们子女及孙辈关爱倍（备）至，他踏实做人，勤恳做事，使我们耳濡目染，受益终身。家父走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践行家父的理想。秉承您‘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的遗愿，砥砺前行，绝不辜负您的期望。”

5月24日，前来悼念袁隆平的民众，达到三日内的峰值，即使是明阳山殡仪馆、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对外开放的悼念仪式结束，前来送花的人也没有停止。

“中国必须强大起来”

这位“杂交水稻之父”何以在中国人心中拥有如此地位？

位于湖南长沙的中国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展览馆内有两幅曲线图，以中国每年粮食人均占有量350公斤作为温饱线标准，从1949年到1983年，中国都是在温饱线以下。

稻谷去壳后叫大米。前来悼念袁隆平的人，感念这位庄稼地里的科学家让中国人摆脱饥饿，不再为“一碗大米饭”担忧，尤其是在以大米为主粮的南方。

1953年8月，23岁的袁隆平被派至湖南一个叫偏僻地方的农校任教，此后在社会动荡期，顶着“袁隆平是科技骗子”、“杂交水稻搞不下去”的流言，他坚韧不拔投身于水稻研究 12年。

他在那本口述的《袁隆平自传》里说，中国杂交水稻的研究，以1964年寻找天然雄性不育株为起点。不过，在这之前，他开始着手杂交水稻的研究还有别的渊源。

袁隆平的父母原本不赞成他学农，因为学农很辛苦，日后还要当农民。袁隆平与母亲争辩农业的重要性，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没有农民种田，就不能生存。父母最终尊重了袁隆平的选择。袁隆平的英语口语启蒙于母亲，会小提琴、喜欢游泳，下田之前也是一个诗情画意的人。

1938年，袁隆平8岁，抗日战争中，武汉失守，生活在汉口的袁隆平全家决定逃难。

袁隆平在其自传中称，“一到重庆不久，便经历了日本飞机的轰炸，目睹了布满江边沙滩上百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一想起来就心里发紧。不过，这场战争也教我从小懂得了一个道理：弱肉强食。要想不被别人欺侮，我们中国必须强大起来。”

他说，自己的童年是在烽火中度过，后辗转于当时中国多个城市。1960年前后，中国三年困难时刻，他经历了亲眼见到人饿死在路边、田埂的震撼，自己在安江农校任教期间也吃不饱肚子，米饭蒸两次或者加苏打，吃的时候撑的肚子疼，但饿得又更快，连自己喜欢的游泳也中断了。

农民跟他说，希望他们这些做科学研究的人，能搞出亩产800斤、1000斤的新品种，这样就可以告别饥荒了。

东方“魔稻”诞生

袁隆平学的是遗传育种专业，在研究过月光花嫁接红薯、西瓜嫁接南瓜、番茄嫁接马铃薯后，最终选择水稻方向，基于自己的试验结果和中外文籍资料开始质疑当时主流学派的理论。

“西瓜嫁接在南瓜上，当年结了一个瓜，南瓜不像南瓜，西瓜不像西瓜，拿到教室让学生看，大家哄堂大笑，吃起来味道也怪怪的，不好吃。”袁隆平在自传中回忆道。

1961年的夏天，袁隆平在田间看到的一株与众不同的“天然杂交稻”，并认定自花授粉的水稻拥有杂交优势。根据口述《袁隆平自传》的描述，这株水稻“鹤立鸡群”，长得特别好，穗子大、籽粒饱满，像瀑布一样。

这样的形容，就像袁隆平后来他所说的“禾下乘凉梦”相似。

袁隆平带的第一届学生，曾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第一副主任谢长江参与编著的《东方“稻神”袁隆平》一书又补充了细节，袁隆平数过这株水稻有十余穗，每穗有壮谷一百六七十粒。而当时，常规品种的水稻一个稻穗一般结出一百粒左右的稻谷。

根据后来的判断，这株不一样的水稻正是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需要的育种材料，又称“雄性不育系”，出现概率可谓“万里挑一”。

1964年六七月，水稻开始进入抽穗扬花的时节，此时天气很热，却是水稻开花最盛的时候，也是寻找不正常雄蕊最佳时机。袁隆平正式开始寻找天然水稻雄性不育株的工作。他说，像大海捞针，早上吃了饭就下田，带上水壶、两个馒头，一直要到下午4点左右才回来。拿着放大镜找了14天后，看了14万多个稻穗终于发现了第一株。

1964年、1965年，他和同事先后检查了几十万个稻穗，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植株。

1965年10月，袁隆平把初步研究结果撰写成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这篇论文稿后来在1966年2月，发表在停刊前夕的《科学通报》，后来几次在杂交水稻研究风波中帮助研究工作得以继续。

《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文正式提出通过培育水稻三系，即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保持系、雄性不育恢复系，以三系配套的方法来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设想与思路。

袁隆平将三系杂交水稻比作一个家庭计划生育的设计。他在《袁隆平自传》进行了通俗的解释，即首先要培育具有雄性不育特性的“母水稻”（ 称为“不育系”）；然后给它找一个“丈夫”（ 称为“保持系”），不仅雌蕊、雄蕊正常，还能给“母水稻”授粉使之继续结出后代保持雄性不育系的“丈夫”；再给“母水稻”找另一个“丈夫”，能用亲和的血缘医治不育系的创伤，使它们的后代迅速恢复生育能力，且高产优质。

第一株天然雄性不育系的研究，袁隆平还有国际研究资料可查，“三系”的寻找很快进入无人区。与此同时，研究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他曾经在1968年前后，遭遇禾苗被毁。

袁隆平在自传里称，毁苗事件让他决定“远离不利因素”。

他说，看着自己每天像照顾孩子一样的禾苗被拔掉，当时脑壳一片空白。他不甘心，最后跳到两丈多深的井里找到5株秧苗。从1964年到1968年每一年每一袋之间都有关联，假如当时没有抢救出来，断了后，前四年的工作就全部废了，后面的研究就继续不了了。

1986年10月，他带着助手去了热带地区海南开展研究试验，同时在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条件下加速了育种进程。于是，他们开始与时间赛跑，一年365天，几乎天天在田野间搞试验，像候鸟一样追赶着太阳走，节约科研时间，因此连续7个春节没有回家。

后来，他也因此感到自己没有陪伴家人的遗憾，母亲、父亲离世，他都因为忙杂交水稻而没有见上最后一面，一年三分之一时间在田里，三分之一时间在实验室。

杂交水稻研究打开突破口是在1971年前后，因为在海南三亚发现一株后来被命名为“野败”的更为罕见的雄性不育系。次年，袁隆平与助手发现这株“野败”正是上述提及的“三系”中的保持系。

一名如今仍在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能遇到的退休老人说，1972年，他当时在湖南省农科院认识了借调过来的袁隆平。后来，他也成为袁隆平寻找“三系”的助手之一。他说，最初的时候，大家是在没有人见过、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全国各地的找，天冷去海南、天热回湖南，南繁北育由此形成。这名助手说，那个时候袁隆平已经很有名，也很厉害。

在1971年第一次培育出杂交稻，但优势体现在稻草上而非稻谷上。时任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李竞雄，是中国搞杂交玉米的权威，他认为水稻是自花授粉，没有杂种优势，而玉米是异花授粉，有杂种优势。

袁隆平在自传回忆，他那时还年轻，血气方刚，就和李争论。一番话说得李竞雄很生气，留下一句“不跟你们谈了”然后拂袖而去。

后面的十余年时间证明，袁隆平是对的，但袁隆平后来自我反省，不应该对老先生那样，即使观点不同，把道理讲清楚就行了，态度上不该那样咄咄逼人，没有尊重他。

袁隆平说，“野败”的研究成功，让他如释重负，终于看到了曙光。再后来，杂交水稻的研究虽仍有波折，但摆脱了前几年工作的困境。因为“野败”的发现，全国的科研人员浩浩荡荡的会聚一起，开展杂交水稻三系配套的协作攻关。他们也没有把“野败”据为己有，而是分发给18个有关单位，并且开设学习班，分享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1974年，湖南省试种杂交水稻20多亩，平均每亩产量超过500公斤。这一水平已明显超越同期常规水稻的每亩产量。1975年末，袁隆平上北京，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等汇报杂交水稻在湖南发展以及向全国推广的建议。

从此，杂交水稻以世界良种推广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在中国大地迅速推开。

“不能躺在功劳薄上”

1979年4月，袁隆平应邀参加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杂交水稻国际学术会议。在这场会议上，袁隆平以流畅的英语口语回答在场学者的提问。1982年，当他再次参加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报告会时，投影机在屏幕上投出：“Yuan Longping，The Father of Hybrid Rice ”。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从此扩散开来。袁隆平说，他因此很受鼓舞，但是感到更有压力，这么大一个荣誉，就不能躺在功劳簿上，要继续努力。

1984年，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袁隆平出任主任一职。此时，从1953年，23岁的袁隆平大学毕业被派至湖南安江农校任教，过去31年，袁隆平已经54岁。按照中国每年粮食人均占有量的数据，中国正徘徊在温饱线上下。

中国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数据显示，1977年，杂交水稻在中国种植是3000余万亩，1983年突破1亿亩，1991年达2.64亿亩（占全国水稻总面积的54%），约占全国水稻总产量的65%。

参与水稻研究的同事一批一批的退休，袁隆平还是在“田里”。2019年，袁隆平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5月11日，袁隆平离世前11天，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宣布，位于三亚市海棠湾的三亚南繁综合试验基地超级杂交稻“超优千号”高产攻关示范片进行了现场测产验收，超级杂交稻“超优千号”平均亩产达到1004.83公斤。

当年，他在安江农校困于温饱时，听农民说水稻的亩产量大约是150公斤。

“世界上我跑过好多地方、好多大城市，从来没有心动过。高楼大厦有压抑感，一天到晚都是金钱的世界，没有什么意思。钱够平常开销，再有小积蓄就行了。还拿那么多钱存着干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袁隆平在自传里说。他不愿当官，隆平高科让他兼董事长，他嫌麻烦，不当。他说，自己不是做生意的人，又不懂经济，对股票也不感兴趣。他平生最大的兴趣在于杂交水稻研究，他不干行政职务就是为了潜心科研。搞农业是他的职业，离开了农田他就无所事事，那才麻烦了。

“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国家需要粮食，世界需要粮食，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以水稻为主食。”袁隆平说。现在有些年轻人不愿意学农业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以为农业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行当。其实，现代农业早就发展到了分子水平时代，是现代高科技的一部分。

有一个说法叫，“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谈种地。“可是很多年轻人来送袁老。”一位现任湖南省水稻研究所的水稻研究者说，这让他们也觉得很安慰。

一位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生说，袁老的离开，对他们学农的人来说，意义更不同。他在中心的时间才几个月，还没有机会见到袁老本人，这是他的遗憾。“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这位生写了一首悼念文章但没有发表出来。他说：“袁老未竟之业，吾辈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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