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历史，就这么被疾病改变了

林建刚/文 在新冠疫情肆虐的当下，每个人都深刻的感受到了疾病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每个人都亲身见证并经历了一段历史。

在这样的时刻，很多人都想了解人类过去是如何抵御瘟疫的。于是，法国作家加缪的《鼠疫》再次成为畅销书，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也一版再版。不过，《瘟疫与人》是从全球史的角度来探讨瘟疫与人类的关系，涉及中国的内容很少。与之相比，于赓哲的《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集中关注中国历史上的疾病与人的故事，读起来更感亲切。在这本书中，作者既探讨了疾病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又讨论了中国传统医学的优点与缺陷，还论述了蛊毒传播对弱势群体的压迫。

一、替罪羊

在蛊毒这一章节中，作者谈到了蛊毒的地域变迁史。关于蛊毒的传说，源于中原地区。不过，随着文明的进步，传说的蛊毒所涵盖的地域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先从中原转移到了江南，又从江南转移到岭南，最后从岭南转移到中国的西南地区，这一地域变迁史恰恰也是以汉族为主的华夏文明的扩张史。因此，关于蛊毒的传说，亦可谓先进地区对落后地区的歧视。关键是，不仅有地域歧视，还有性别歧视。当北方人染上疟疾、血吸虫病等不常见、且找不到病因的疾病时，人们就会开启巫蛊想象模式，归罪于“施蛊者”，而被安上莫须有罪名的施蛊者大都是女性，被称为药婆，说白了就是偏远山区的贫穷女性。

也就是说，当人们面对未知疾病时，总会习惯性地找替罪羊，他们往往是更弱势的女性。这不仅让人想到西方的猎巫运动。中世纪的欧洲，在黑死病肆虐时，由于完全找不到抵抗黑死病的方法，寻找替罪羊的模式同样开启，弱势女性同样成为替罪羔羊。

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这种替罪羊思维，还体现在传染病的“他者”想象上。当一种疾病肆虐，备受折磨的人们总会说疾病来自远方的“他者”。众所周知，西班牙流感并不源于西班牙，却被命名为了西班牙流感。而关于黑死病的起源，西方人认为来自东方，而东方人则认为源自中亚的草原世界。由此可见，在传染病的历史上，人类似乎总是习惯性的指责“远方的他者”。

这一“远方的他者”到来之后，急剧改变了人们的文化心理与思想观念，迅速引发了历史的改朝换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大瘟疫”这一章中，作者详细叙述了汉末瘟疫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冲击，这一时代的建安七子，有四位死于瘟疫。生命的急速陨灭，让人产生生命无常的焦虑感，自然而然派生了秉烛夜游纵情享乐的人生观。

蒙古与金朝的战争，曾持续了二十四年，而让金朝灭亡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发生在1234年的汴京大疫。与金朝相类似，明朝的崇祯帝好像并非昏君，然而明朝终究灭亡在他手里。究其原因，在满族入侵、倭寇骚扰和农民起义等众多因素之外，大鼠疫也是重要因素。可以说，瘟疫极大程度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秩序与文化心理，导致了无共识、无真相、谣言满天飞的不确定性时代来临，在这种时候，改朝换代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

作者: 于赓哲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 2021-4

二、互渗律

在这本书中，作者还探究了中国古人爱吃丹药的原因，并举了大量的历史事例来探讨因疾病而改变的历史事件。

首先，我们来看中国古人爱吃丹药的原因。中国古人最大的渴望是追求长生不老。如何才能长生不老呢？吃那些生命长久的东西。什么东西生命最长久呢？古人认为是金石。《古诗十九首》之《驱车东门行》中说：“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诗中充满了希望生命如金石般不朽的愿景。于是，为了长寿、为了成仙，古人制作出了大规模服用的寒食散之类的丹药。于是，原本没病的身体会因长时间服用铅、汞等重金属而中毒。这种对丹药的渴求，在作者看来，源自“互渗律”。“互渗律”是以《原始思维》名世的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提出的核心概念。他说：“食用一种生物，就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与它互渗、与它相通、与它统一。”在我看来，理解了“互渗律”，中国传统医学中的某些理路，或许会看得更清楚一些。当嗓子暗哑时，古人主张捉了“知了”泡水喝。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以为知了身体里有一种物质，使它可以时刻叫个不停，嗓子一点也不哑，那么人喝了泡着知了的水，自然也就拥有了这种物质和这种能力。

同样的，有些人吃穿山甲的理由也大抵如此，说是穿山甲的鳞片可以让产妇通乳。为什么能通乳呢？众所周知穿山甲的鳞片可以打洞，那么鳞片里的物质进入人体之后，是不是可以把身体堵塞的部分给疏通了，那么乳汁就可以流出来了呢？按照这一“互渗律”思维，古人吃蝙蝠，无非也是想拥有蝙蝠在漆黑的山洞里自由飞翔而不碰壁的能力罢了。对此，另一位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里，将这种思考模式称之为模拟巫术，无非就是你接触了什么东西，这种东西的特性就会传导到你的身上。用我们从小听的一句话讲，就是吃什么补什么。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因食用丹药致病进而导致的历史事件。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在即位之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英主，后来因沉迷丹药导致重金属中毒，然后变得性格乖戾，暴躁不安，动辄降罪和打杀身边人，极度的不安全感笼罩着身边的朝臣与侍从。公元409年，宫廷政变发生，拓跋珪被刺身亡。

安禄山也基本是同一模式。自诩雄才大略的安禄山因迷恋丹药，体表长年有痈疽，他性格暴躁五常，对身边人动辄拳打脚踢。最终，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谋划刺杀他，说服了备受殴打辱骂的李猪儿（此人负责服侍安禄山穿衣）行刺，并一举成功。倘使没有安史叛军这样的内讧，唐朝能不能成功平叛，也还是个未知数吧。因此，安禄山患疾所导致的被刺，极大程度改写了唐朝的历史。

同样是唐代，唐宪宗早年励精图治，一度很有希望结束藩镇割据的局面。然而，在长时间服食丹药之后，唐宪宗性情大变，躁郁症的症状非常明显。他对底下的宦官动辄打骂，最终反被宦官刺杀，历史再一次改写。明朝嘉靖皇帝的结局稍微有点不同，长时间服食丹药的他，差一点点被备受其摧残的宫女勒死。

从北魏到唐朝再到明朝，舞台上的演员走马灯式的换来换去，但剧本几乎完全雷同，禁不住让人想起黑格尔与周作人的名言。对于历史，黑格尔说：“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与之相类似，周作人说：“昔者巴枯宁有言，‘历史唯一的用处是警戒人不要再那么样’，我则反其言曰，‘历史的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么样了’！”

三、经验智慧

在互渗律思维映照之下，我们可以发现传统医学的一些弊端。不过，在《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这本书中，也可看到中国传统医学对世界的巨大贡献。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提供了消灭天花的途径——种痘。在人类传染病的历史上，天花与鼠疫可谓屠杀人类最锋利的两把镰刀，而天花是人类迄今为止唯一消灭的传染性病毒。

而消灭天花的方案，就是以种痘的方式引发低烈度的天花，进而使人产生抗体。人痘术产生于16世纪中叶的安徽地区。这一方案影响深远，在中国人痘术的启发下，英国医生詹纳又发明了牛痘术。毫无疑问，这一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医学智慧，是中国古人对世界的巨大贡献。

由此，我想到了两位不信中医的知识分子关于中医的一些言论，一位是陈寅恪，一位是胡适。陈寅恪是中医世家，他的先辈研习中医，医术非常高明，治愈了不少人。不过，不信中医的陈寅恪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说“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可通之理是知其所以然，故而是科学的产物。不过，有见效之药则是经验的产物。这种经验的产物也会给医学发现提供灵感，屠呦呦发现青蒿素就是最好的例证，在东晋葛洪所著作《肘后备急方》中，葛洪提到了治疗疟疾的药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屠呦呦正是从中得到了启发。

与陈寅恪相类似，不信中医的胡适，对中医的经验智慧也有自己的看法。1961年3月24日，他对自己的助手胡颂平说：“有些中医的药方，最好送给陈克恢去化验。麻黄，就是陈克恢化验出来的。现在的强心针，不是从麻黄里提出来的吗？金鸡纳霜是从北美洲的一种树里提出的；抗战期间，不是用常山来代替吗？这些药，都值得化验，应该化验的。”

胡适提到的陈克恢，是一位药理学家，他于1924年通过中药麻黄提取出了麻黄碱，这种物质可以有效地治疗多种疾病。此后，陈克恢又从蟾蜍中提取了蟾蜍毒素，这一物质对治疗某些疾病也有很大帮助。1948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首次选举院士，陈克恢成功当选。就当时的国际而言，陈克恢已经是国际药理学界的代表人物，就国内而言，陈克恢也被誉为中国药理学界的创始人。可以说，陈克恢与屠呦呦的科学发现，都建立在传统医学经验智慧的基础之上。

看来，如何从经验智慧中汲取灵感，找到新的治疗疾病的物质，实在是一项有意义的科研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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