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年经济增长大概率趋缓 汪涛：货币政策已回归常态 降息可能性不大

下半年经济增长大概率趋缓 汪涛：货币政策已回归常态 降息可能性不大

（上海，记者 潘婷）讯，8月31日，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在媒体电话会上表示，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望超8%，下半年的经济增长或将放缓，其中最主要原因在于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

对于中国货币政策前景，汪涛判断，在货币政策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央行可能会再次降准，释放长期的流动性，但是今年应该不会降息，市场利率可能略有下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她建议未来重点关注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现代供应链、基础设施等重点行业。

下半年国内经济增长趋缓 仍存在疫情相关的不确定性

国家统计局和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的8月PMI指数为50.1%，较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下降。而二季度的其他经济数据低于预期，也引发了市场对于经济波动可能加大的担忧。

交银金融研究中心人士认为，三大订单指数全部回落且都低于荣枯线，新订单指数创2013年以来同期新低，表明市场需求显著减弱。随着出口订单的持续回落，未来出口增速可能放缓。

针对国内的经济形势，汪涛也持类似的观点。她认为，今年的经济增长有望实现8%以上，具体的预测数据是8.2%。但下半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放缓，三季度同比增速在6%以下，四季度同比增速在4%左右。

具体到各行业来看，汪涛认为，今年的出口仍然非常强劲，出口增长可能超过22%。出口的强势主要是基于全球经济的反弹。消费有望呈现V型的反转趋势，目前增速放缓，复苏相对疲软。此外，她认为，疫情的不确定性持续影响了消费，尤其是服务业。因此今年消费增长仍会低于GDP增速。

投资方面则是有强有弱。目前比较强的是房地产。同时，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恢复较快，基建相对较弱。制造业投资方面，由于利润增长恢复较好，订单也非常强，所以今年的制造业的投资相比去年进步明显，之后会逐渐缓慢。

汪涛指出，在政策收紧情况下，下半年房地产投资减弱。目前为止，房地产的销售和投资都较为活跃，但随着政策影响，下半年房地产新开工和销售或将下降8%左右，全年销售仍有6%—7%的增长，全年新开工或将下降3%左右。

总的来看，汪涛认为，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面临最大的风险仍是疫情相关的不确定性，其次是政策是否过于收紧的风险。这不仅包括重点领域的监管，也包括了对地方融资平台融资的收紧，具体要看接下来的政策执行情况。

货币政策目前已基本回归常态 降息可能性不大

展望下半年的宏观政策，汪涛认为，财政政策将继续发力，地方债发行提速，监管层对地方融资平台的管控仍会维持相对较严的水平。

货币政策方面，其收紧态势已经结束，目前已基本回归常态。汪涛判断，在货币政策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可能会再次降准，释放长期流动性，来替代到期的MLF。但是，今年应该不会降息，市场利率可能略有下行。

此外，与货币政策相关的信贷政策对影子信贷和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仍然较严。在这样的情况下，未来一两个月，信贷政策将继续下行，年底可能出现稍微反弹，四季度信贷政策可能企稳。全年债务占GDP比重将下降5个百分点以上，即实现“去杠杆”。

同时汪涛认为，在房地产政策方面，需求端收紧。在部分房价上涨比较快的大城市，过去几个月以来已经出台了一些收紧措施，包括按揭利率上调等等。供给端方面，监管层对开发商的限制已经足够紧，未来是否会更紧还存在不确定性。

总体来说，汪涛指出，在这样大的背景下，坏账和违约率由于去年的一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因此这方面会有所上升。另外，政府也会加快金融行业中小银行机构的重组，有序化解一些债务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近段时间以来，包括互联网平台、教育、娱乐等行业的监管力度在逐渐收紧。在汪涛看来，其出发点是完善部分经济新业态的监管框架，防范金融风险，反垄断，加强数据和信息安全，减少社会的不公和促进社会和谐。

在此背景下，市场关注到了这些调整，亦相应地出现了一些调整。从未来重点行业来说，科技创新仍是重中之重，其中包括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包括现代供应链、基础设施等行业，可能是未来我国重点发展的行业。

关注疫情、国际经贸关系和量化宽松回归

除了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对于预判经济形势和政策也十分重要。在近日举行的交行业绩说明会上，交通银行相关负责人指出，未来国际经济形势如何发展的三个关键因素在于疫情、国际经贸关系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常规性回归。

该人士称，疫情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其影响还没有彻底延展出来。而反复的疫情会造成全球供应链的阶段性卡顿现象，由此可能造成国际运力出现一定程度的不足，运费飙升，大宗商品的价格的波动性进一步增强。

总的来看，疫情这个非经济因素使得下一步的国际经济形势受很多外部因素的干扰，使整个国际金融市场以及国际经济走势发生了重大波动，这种波动性的管理难度相当大。

其次，他认为要看国际经贸摩擦后续的走势。经贸摩擦将影响全球供应链系统的运行成本不断上升。

此外，他认为要看非常规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回归。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实行了一系列的非常规的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现在，这些非常规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必然要进行回归，且回归常态的压力很重。这种量化宽松的回归是否会对新兴市场造成巨大的外溢冲击，目前业内还在观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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