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教育部发布了《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希望可以改变目前国内高校教学和科研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建立一套更为完善的高校教师考核评价体系

　　最近，教育部发布了《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希望可以改变目前国内高校教学和科研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建立一套更为完善的高校教师考核评价体系。对高校教师进行考核，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其困难在于考核者（教育主管部门）和被考核者（高校教师）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具体一点来说，就是高校教师有很多个人信息只有自己知道而考核者不知道或者很难知道，比如教学的负责程度和科研论文的质量等，这就导致已有评价体系难以对高校教师进行有效且合理的考核，带来的结果就是让高校教师的收入陷入低水平均等化状态，也就无法对高校教师形成有效激励。

　　为了改变这种状态，高校教师考核制度的改革其实就是应对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一种新的制度设计，其目的是希望通过这种制度改革让被考核者按照考核者所期望的目标来工作。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大的制度改革都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尤其是高校对国家未来人力资本积累和长期经济发展都有很强的外部性，一旦制度设计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就有可能继续产生比较大的效率损失。

　　因此，在进行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讨论时，有些基本问题需要全面且深入的讨论：首先，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或者简单地讲就是应该让高校做什么事情？确立了这些核心目标，考核才能有的放矢；其次，围绕这些核心目标，建立一个完美的考核体系是否可能？如果不存在完美的考核体系，那又应该如何建立一个“次优”的考核体系，尽量降低效率损失？

　　对于第一个问题，经过国内这么多年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借鉴国外高等教育的经验，相信已经有了一些基本共识。简单来说，高校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教书育人、推动人类知识创新和服务社会。教书育人，这是大学最基本的工作，也是大学存在的基石。但教学重要并不是说学生的课程和考试越多越好，与中学教育不同，大学教育更重要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自学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从长期来讲，具体的知识都将被遗忘，上述能力的获得才是学生们从大学教育中终生受益的地方。

　　与此同时，大学还应该能够推动人类知识的创新、探索更多未知的世界，而这需要通过高校教师的研究性工作来完成。现在很多考核改革的讨论有一个不好的倾向是把教学和科研隔离开来，以我的个人经验，研究做得好的老师，教学一般不会太差，因为他们可以将自己的研究工作和教学结合起来，也更能够提高教学效果。对于服务社会这个方面，自然科学需要强调产学研的结合，社会科学研究则需要能够对相关公共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回应国家改革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重大现实问题。

　　进一步，围绕上述三个核心目标，对高校教师的考核体系也就应该随之明确。但建立这套考核体系的困难是这三个目标都无法完全量化为具体的考核指标，而能够量化的具体指标都是有失偏颇的。因此，完美的考核体系并不存在，我们转而需要考虑建立一个“次优”的考核体系。

　　这套考核体系要满足两个基本原则：第一，高校教师选择在高校工作、遵守这个考核体系所获得的物质和精神收益，要高于选择从事其他行业所能带来的收益。换成专业的经济学术语，就是“参与约束”条件的满足。道理也比较简单，当高校教师，特别是一些高能力教师，发现从事其他行业比留在高校获得的效用更高时，理性的选择就是“下海”，这会导致高校人力资本的损失。

　　因此，为了保证高校人才队伍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考核体系要能够给高校教师带来相对不错的收入水平和良好的工作环境，尤其是在目前高房价压力下，能够让高校教师相对自由地从事上述几个核心目标。

　　其次，对选择在高校工作的教师，这套考核体系还要能够满足“激励相容”条件，也就是他们发现努力完成考核目标带来的收益要高于消极地工作。如果只满足第一个条件而不满足第二个条件，高校教师的理性选择就是留在高校但不会都积极地参与相关工作，而满足第二个条件则要求考核体系提高高校绩效收入的比重，不能吃“大锅饭”。

　　当然财顺财经app，这些只是理论上应该坚持的原则，在具体考核体系的设计中，还要注意很多细节问题，比如：不同核心目标的权重应该如何设定？不同职称的教师，如何在考核上加以区别？考核周期如何设定？如何合理评价学术论文的贡献，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论文？

　　时隔20年，中央再次召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标志我国医改进入了总攻阶段，拉开了医改新一轮强攻的序幕。大会提出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这是最顶层设计的指导意见，关键是落实与落地，才会有期望的结果。比如怎么优先，在各个地方政府及其各政府部门日常实际工作中如何实现优先，要像当年抓GDP增长优先一样抓健康优先，这样才能取得实效。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财顺财经app，每项政策都需要体现，比如财政政策中政府投入分配中如何体现健康优先？一定要有量化指标或排序指标。

　　医改至今效果不明显或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关键是缺乏正向激励机制。对医院和医生的正向激励机制非常重要，所有政策最后都落在医生与病人的关系上。

　　医疗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殊性，第一个特殊性表现在信息不对称，病人到后，消费的选择权都让渡给了医生，医生应该百分之百代表病人利益去诊疗处方，这在经济学上叫完全委托代理关系。如果医生完全代表病人利益，就意味着用比较低廉的费用把病治好。而现实情况是，医生如果真的这样做了，他会受到政策的惩罚，因为他用比较低廉的费用把病治好了，他自己的收入也会少了。

　　所以现在医疗上有的只是负向激励机制；第二个特殊性，是有医疗保险的介入。看病的人自身不买单或只买自付部分的单，服务提供者医生也没有经济责任，这样的话，会导致过度服务的可能性大，经济学上称之为道德损害。如果不纠正负向激励机制，建立正向激励机制，恐怕出台再多的政策，医改也很难真正取得实效。在制度设计过程中必须要体现利他当中也利己。现实生活中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不可能很多，比如瞎子走路时手提灯笼的初衷是为了让别人不要撞他，但却在客观上，照亮了别人的路。多提供医疗服务，多提供药品，医院或医生就多得益这个黑链不打破，多少医改政策都不会有用。我们需要分析正向激励机制，是哪些因素阻碍了正向激励，把它纠正过来。不单单是医院和医生，还有卫生官员及与卫生有关官员，因为他们也是经济人和社会人。很多决策者常常需要去考核别人，但作为考核者自身更需要被激励或被考核。总之，医生、院长及各层级政府官员都需要有正向激励机制，需要有具体的考核指标，大家都需要很清楚医改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医改目标是什么？貌似很简单的问题，其实未必就很清晰。比如公立医院改革，怎么对公立医院改革的效果进行评价，其效果指标到底指的什么，个人认为至今还不明确。试想如果一个院长不清楚上级赋予自己的工作目标，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话，公立医院改革很难成功，走到哪里算哪里。或者院长会按照内部人控制理论，设立有利于小集团利益的目标，进而会走向与社会赋予它相反的目标，即趋利。

　　但是又有人会反对说，改革目标不是很清晰吗？即回归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但这三点并没有很清晰的概念定义，即适宜的量化指标。

　　公益性这个定义，英文根本没有对应的词，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在所有改革中都需要，对公立医院改革根本没有专门的针对性。这些貌似清晰的目标，其实是模糊的。

　　此外，不仅公立医院应该有公益性，所有医院都有公益性，和生命有关的行业均有公益性。公立医院改革的主要目标应该就三个：医疗质量、医疗费用和可及性。

　　医疗质量用什么指标来衡量？简单说，同样的疑难杂症，人家不能治你能治，人家的预后三年生存率60%，你的三年生存率80%；费用大家都好理解，不用多解析；比如可以同时在费用和质量方面有所作为的领域之一是合理使用抗菌素，抗菌素滥用已成为世界性挑战，甚至有人预测其危害不亚于二战，从国际对标来看，我国问题尤为严重。抗生素是如何被滥用的？哪些抗生素最被滥用？谁在过度使用？哪个领域在过度利用？哪些疾病，在治疗的哪个阶段过度使用？研究清楚这些问题后就可能采取对策，才有可能实实在在的把抗生素不合理使用降下来，不仅费用下来了，而且把整个民族的耐药性也降下来。

　　可及性指物理距离的可及性和经济可及性两个方面，物理距离可及指医疗机构分布合理，经济可及性指不能因为钱的问题而耽误治疗。在克服趋利而过度医疗浪费前提下，医疗保险制度应该在克服经济不可及性方面担负主要责任。

　　医改的终极目标是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比如笔者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及的建立个人医疗费用自付封顶线，国际上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几乎均设立医保个人自负封顶线，甚至像日本设立月度封顶线。每个月，只要个人医疗自付费用超过一定金额后就不需要再自付。还比如，建立真正的基本药物免费制度，药品种类范围不是现在的500-700种，而是100种以内；避免滥用，药物免费但可设立5元左右的处方费；我们单位曾受国家卫生计生委药政司委托开展基本药物免费制度可行性研究，经济上完全具有可行性，当然也可以从65岁老年人开始财经频道官网。其实鼓励大家使用基本药物，少使用非基本药物，看似免费，或许释放的制度红利，节约了药品总费用。

　　总之，如果哪个省（市）率先实施“一线一包”，即个人自付封顶线和“基本药物制度（包）”，老百姓医改获得感将会非常强烈，将成为中国医改的划时代的重要里程碑。■

　　（作者系上海市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所长、上海市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反垄断法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认同，常被比喻为“经济宪法”。然而，究竟为什么要反垄断？反垄断法的政策目标是什么？现有反垄断立法所规定的政策目标是否恰当？该目标规定是否能实现立法者最初所期望实现的立法意图？

　　这一系列问题貌似简单，但却是反垄断领域最为基本、也最为重要的问题，而且稍加深入考察就会发现其答案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直观。

　　在有关反垄断法政策目标的讨论中，始终存在着一个焦点问题，即“一元目标论”与“多元目标论”之间的争论。其中，“一元目标论”者认为反垄断法应当坚持单一的政策目标。不过，不同的“一元目标论”者所秉持的政策目标并不一致：有人认为应当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目标，有人认为应当以“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还有人则认为应当以抽象的“经济效率”、“保护竞争”为目标。不一而足。“多元目标论”者更多地是从实然的角度出发的，其主要论据来自各国已有的反垄断立法——绝大部分经济体都进行了反垄断立法，在这些已有立法例中往往明确提出了多个立法目的，比如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我国等，它们“考虑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的确很诱人。

　　支持“一元目标论”的学者认为多元立法目标尽管是出于立法者善良的愿望——因为立法者总是期望通过更少的规则解决更多的问题——但事实上往往适得其反。因为多元的立法目标至少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多个目标之间可能是矛盾的，至少是不完全相容的；第二，立法目标的多元化会导致法律执行标准的不统一；第三，多元目标可能导致司法层面的执行尺度不明确。

　　首先，从实然的角度出发，已有反垄断立法中对反垄断政策目标的规定可以分为目标和经济目标两类。其中，目标包括保障经济自由权、维护的生存土壤，等。经济目标包括：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等效率目标，以及增加就业、协调地区政策、消除通膨压力、增强国内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等其他经济目标。

　　同时财顺财经app，根据某项目标在具体反垄断个案中是否具有指导意义，这些目标又可以划分为宏观目标和个案目标两类。其中，保障经济自由权、维护的生存土壤等目标和协调地区政策、消除通膨压力、增强国内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加就业等其他经济目标属于宏观层面的目标；保护消费者利益、增进社会总福利等效率目标属于个案层面的目标。

　　第二，尽管各国反垄断法之所以都宣称“保护竞争”，但竞争本身并非反垄断的目标所在。之所以保护竞争主要是立法者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竞争机制的存在是经济自由的基本保障。其二，保护市场上的竞争是制度的需要。也就是说，因为竞争的环境是立法者所期待的目标所必须的，所以反垄断法要保护竞争。保护竞争仅仅是一种手段，而非目标。更重要的是，由于“竞争”一词概念的模糊性，它本身很难在反垄断法司法实践中具有指导意义。

　　第三，有些国家的反垄断立法中规定了诸如增加就业、协调地区政策、消除通膨压力、增强国内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等目标，本文将其称为反垄断法的其他经济目标。从内容而言，其他经济目标通常包罗万象，几乎涉及宏观经济的整个基本面。把这些任务强加给反垄断法更多的是出于立法者善良而不切实际的愿望，我们很难期望通过一部反垄断法去实现这些目标——例如，经济的宏观调控本来就不应该是反垄断法的任务。尤其是在反垄断个案中，对这些目标的考察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绝大部分的经营者集中、卡特尔，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个案行为都不会对经济体的通货膨胀或者失业率等宏观经济指标产生大的影响。

　　综合来看，在反垄断法的三类目标中，只有经济效率目标应当处于最核心、最根本的位置，而且也只有效率目标在个案层面是有指导意义的。效率和公平是经济学和法学中一对永恒的辩证话题。我们很难简单地下结论说效率更重要或者公平更重要，但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至少有一点是基本确定的——效率的提升常常有助于促进公平，而强制的公平总会损伤效率。

　　根据福利经济学的分析，垄断会产生两方面的效率影响：其一，垄断会导致社会总福利的下降，即产生“无谓损失”。其二，垄断会将一部分原本属于消费者的福利转移给垄断企业。

　　从这两方面的扭曲出发，就衍生出了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增进社会总福利两个反垄断法的效率目标；并各自对应于“消费者剩余标准”和“社会总福利标准”。这两个标准在司法实践中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财经频道官网。当然，“消费者剩余标准”和“社会总福利标准”并不总是一致的，通过构建经济学模型可以推导出两者之间的相容性关系。■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