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峰：亚洲视野：“边地”的主体性与多元性
元大都城垣遗址
从两边看边地，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怎么样全面认识阴山，阴山在北部中国历史中，在人文方面，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力？我们从中原文献中读到的对阴山的记载，大多是把阴山看作一个屏障，诗歌里常把阴山写成是一个战场，有很多英雄和将军在这个地方立功。阴山的背后是一些强大的具有“侵扰性”的族群，他们总想要跨过阴山，进到中原地区来“抢掠”。阴山成为中原人和“侵扰”者之间的一条防线。这些几乎成为古代中原人对阴山人文属性的一个定位。但是，如果反过来看，从北部草原地区来看阴山，会有些什么样的想法？阴山北面的人怎样认识阴山南面的人群和社会？阴山南面的人群社会和他们有什么关系？阴山有什么意义和价值？阴山的很大一部分原来是属于匈奴人的地盘，《汉书》里面记载过匈奴失阴山之后的悲伤心情。
几年以前，我在北大上地理学思想史的课，有民族大学的同学来听，其中一个同学（张新宇）要写吐蕃人的“世界”观，他写出来以后我觉得很有意思。吐蕃人认为南面的印度是“教法之国”，东面的汉地为“卜算之国”，西面的大食为“财宝之国”，冲木格萨尔为“军旅之国”，世界的文化内涵很丰富。当然他们对自己所居住的地方也有一番解释（有雪之国）。他们的“世界”观是吐蕃历史文化中一个基础性的东西。
我很希望有人讲解蒙古高原上人们的地理观，草原上的牧民怎么看待阴山，从草原上看阴山是不是也那么高大？草原上的人们有没有翻过阴山去的想法？翻过阴山以后对他们有什么意义？等等。如果我们找到这些答案，对历史地理学将是一个大的贡献。这些地理上的人文观念可能会帮助我们解释一些社会行为、文化行为。
北方民族的历史很复杂，这个历史过程依托的是北方复杂的地理环境。反过来，历史又给北方地理（山、水、大漠）赋予了特定的历史文化属性，成为历史的一个部分，所以说地理不仅仅是舞台，也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里需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将视角转到另一方，并不意味着重心的转换。用人类学的说法，是要做“互为主体”的对话。互为主体乃是一个你来我往的对话场域：不断地透过言说、聆听（或阅读）、观察、学习、实践，甚至共做，不时修正，既关照自省，也拓展自身眼界。在人我对话的过程中，既能进入他者的世界，又不至因之消融自我，失去主体性。在往复递进、相互启发的动态过程中，达成“同理心”的认识。[7]
第三个问题是，即使是讲中国北部边疆的历史，在地理观察与叙述上，也不能把边疆简化为边界，进而用现代的线性边界概念想象古代的边疆地理。线性边界，特别是严格确定的国家边界线是近代的产物，其标志性创始事件是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它有一个边界线谈判的国际法过程（包括勘测、谈判、签署、建立标志等项）。中国最早出现类似的边界谈判是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
中俄《尼布楚条约》原件
现代边界概念可以是一条一点宽度都没有的经纬线，但现实当中哪有这样的界线。一条线把两个国家判然分开，这种观念对于我们研究边疆史来说非常糟糕。很多年前拉铁摩尔写书，就是强调边疆不是一条线，边疆是一个地带，甚至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地带来研究。边疆地带它自身的存在方式是什么？它是怎么发展的？怎么样和中国历史，和整个亚洲的历史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为了这样做，有必要给边疆、边地自身一份历史。
当我们把边疆看作一个独立的地带，具备主体性的时候，其多元性、结构性就很值得关注了，因为多元性、结构性乃是讲主体性时必然涉及的连带特性。地理学研究的前提判断是：任何区域、地带都不是均质的，而呈现多元性与结构性。所谓的整体史也不是将一个区域看成简单的一块，而是要观察其复杂的内部勾连的结构，只有找出内部多元的特征，才是真正的整体史。现在学者坐在家里想象边疆，不能被古人牵着鼻子，把边疆想象成一种单一的地带，单一的仅供穿行的地带，以为在那样狭窄的边疆地带，很难有稳定的发展，很难形成可观的社会积累，没有多少历史内涵。
我们的很多边疆研究，往往是研究中原王朝的边疆政策，这不是真正的边疆研究，边疆研究应该以边疆自身为主体，站在边疆的主体位置上，意识到那是一个有自身生命的区域。边疆地带不是有待于两边谈判才能出现“结果”的地方，边疆的历史发展不是追求一条边界线，这是我们今天的概念，古代未必是这样。一条线是现代政治强加给边疆地区的。
研究边疆政策，只是一种“从上到下”的眼光，而“从上到下”是不够的，也要“从下到上”。北大历史地理学中心有一个博士生（孔源）研究呼伦贝尔地区，他的研究核心不是边疆政策，而是呼伦贝尔基层社会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人群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经济、文化传统下，包括俄罗斯的一些因素，怎么样在这个地区一步步发展，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历史地理局面，这个结果局面不是上层边疆政策导致的（当然边疆政策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而主要是自身的社会生态使然。从基层、从社会自身各要素的相互关系讲述这个历史地理过程，使我们对于边疆的理解更加有血有肉。
边疆、边地的多元性在地理上有充分的体现，即使我们称地理为“舞台”，我觉得对边地这个“舞台”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比如对阴山南北地区我们认识就不够细化。例如，我们常常笼统地描述北疆的长城，但如果细致观察，可以发现，战国——秦——汉长城对于阴山的利用，或者说与阴山的关系，各不相同。战国赵长城在阴山南坡脚下，阴山山地尽在长城之外。秦朝长城则改到了山上，在山巅的北坡，而西汉长城远跨山外，将阴山西部囊括其内。这一系列的变化说明了长城建设者什么样的战略意图？很值得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做细致讨论。
战国秦长城遗址
我的一个硕士生（陈峰）写过南匈奴的历史地理论文，里面就涉及了另一类细节问题。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正式分裂为南北两部，其中一部归附东汉，史称南匈奴。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正式设立单于庭帐（南单于庭）于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西部塞八十里处，随后又令其入居云中郡（其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不久再迁至西河郡的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南匈奴单于庭在阴山以南地区的横向空间位置的三次选择，应该各有思路（这是南单于庭的沿革史），反映了这一地区复杂的政治地理格局，应该从地理环境和政治环境的角度做细致分析。
阴山从东到西跨度大，其各个地段的发展是不同的。比如阴山西段的狼山与乌拉山，在早期历史中，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自成一个单元。当赵国向北面发展，并沿阴山南面的平原向西拓地时，仅到乌拉山为止，乌拉山以西（今天所说的河套地区）仍为匈奴人的家园。过去以为赵国长城“西至高阙”，可以到达狼山一线。后来李逸友先生做细致田野考察，没有在乌拉山以西发现战国长城遗址，从而否定了原来的老看法。因为赵长城止于乌拉山以东，所以高阙塞的位置也应该在这一带，这又引起了对高阙塞的讨论。《水经注》说高阙塞在狼山石兰计，在乌拉山以西，而李逸友提出应在乌拉山的某个山口。辛德勇综合两家，提出高阙塞“徙关”说，即战国时期的高阙塞在乌拉山，由于汉代徙关，高阙塞搬到了狼山，所以北魏郦道元所见也不错。[8]
阴山以及边地的这些事件的地理位置变化，不仅仅是简单的地名的变化，而有着位置属性的改变。这些不同位置的相关性构成了历史事件的空间结构性。每一个历史事件，都包含空间结构性的特点，这也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前提判断，它与空间的非均质性是一致的。非均质性，是多元性的基础。在辽阔的北方边地，对这一历史地理特征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历史上，从谋生百姓到政治实践家，都具有现实的地理知识，而掌握地理知识的目的是为了选择。在历史中，历史事件有多少，地理选择就有多少。在辽阔的中国——亚洲大地上，无数次的地理选择，构成了这里的文明史。
我们强调边疆、边地的多元性，即强调它们的现实性，因为边疆、边地都不是概念的、笼统的，而是具体的历史存在，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功能与独立的历史价值。对问题的简单化理解，是一种轻视。
总结起来，我的基本想法是，东亚大陆似乎有一个绝对的自然地理分界，即历史上所谓的“大漠”，这个自然地理界线深深地影响了东亚大陆的历史。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多瑙河都没有像亚洲大漠这么厉害的分界作用。这个中国边地的地理基础我们必须承认。但是，如果它也成为人们视野的界限，就有些遗憾了。亚洲的历史地理是复杂的，有些国家在强调海洋中心，我们过去强调大陆中心，这些都是解释亚洲历史的重要视角。海洋地区有琉球、日本、菲律宾等。亚洲内陆要复杂得多，草原地区、中亚地区等等。就中国历史来说，拉铁摩尔讲，中国各面的边疆属性不同，要分别研究。中国就是处于这样一个宏观地理位置上，这是中国拥有的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但我们的学术并没有适应这个地位，并没有把这么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很好地发掘出来，成为我们国家真正的一个知识学术基础。提倡亚洲视野，正是要改变这种情况，其意义不仅仅是范围的扩大，更重要的是问题的深化。
提倡亚洲视野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亚洲整体眼光的缺乏，不光对学术不利，对于处理现实社会、政治、外交的问题也不利。在一般中国人的知识结构上，比较缺乏亚洲方面的基本文史知识。问问中国的大学生，知道多少关于印度的事、关于尼泊尔的事、关于阿富汗的事，这都是我们的邻国，但我们对邻国的文史知识很缺乏了解。现在中国周边的问题很多，有些学者开始突破过去的视野来研究这些问题，有很多重要发现。在亚洲问题上我们变被动为主动，变糊涂为清醒，在今天的发展很重要。
以上所说，是自己的一些粗浅认识，我对边疆边地问题的研究很不够，说错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注释：
[1] 唐晓峰：山地对于匈奴的重要意义，《侯仁之师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187-198页。
[2] 马健：《匈奴考古国际研讨会会议纪要》，2009年7月13日，凤凰资讯网.
[3] 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4] 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五“形胜”，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7页。
[5] 参见侯仁之：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载氏著：《北京城的生命印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2-28页。
[6] 《日下旧闻考》卷五，第77页。
[7] 参见刘斐玟、朱瑞玲主编：《同理心、情感与互为主体》，台北：中研院民族所，2014年。
[8] 辛德勇：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文史》2005年第3期，中华书局，第5－64页。唐晓峰：河套乌拉山在战国时期的人文地理意义，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石泉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16－330页。
唐晓峰 /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