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性情”的背后是什么？
▲ 披星戴月，共克时艰。
有实力，有实效
俄罗斯商会的宁波人邓惠燕、温州人周月敏从大年三十开始采购医护物资，一周时间内，遍访莫斯科大小药店，买到了244箱、将近2吨的医护物资，首批已于1月29日随旅游团队运达萧山机场。
▲1月29日，从莫斯科飞抵杭州萧山机场的国际航班缓缓降落，旅行商和俄罗斯华商及爱心人士在当地采购的2吨医疗物资随着旅游团队快速到达杭州。
柬埔寨浙江商会副会长，浙江丽水人赵普洲找遍了一家家柬埔寨口罩厂家，在两天内采购了1.4万只口罩并寄回家乡浙江缙云。由于发现奔波采购收效甚微，他干脆就在柬埔寨金边买下了当地一家口罩厂，决定投产后以成本价供给国内……
阿里巴巴设立10亿元基金为武汉医护人员采购医疗物资，浙江嘉兴上线了全国应急口罩“心脏仓”；火神山医院的“白居易”（板房）材料部分也属于“浙江定制”，还有浙江企业为武汉即将建成的两座医院提供了千余张办公椅及数十套沙发……
▲武汉火神山医院，已于今日竣工。
无论是自救还是援助兄弟省市，在全国上下齐“战疫”的形势下，浙江和很多其他地方一样，颇有可圈可点之处，不仅仅是危难之中显露出的性情，更是一种可供借鉴思考的务实与高效，兼顾既现代又温暖的“管理思路”。
正如公众号“记忆承载”的作者碧树西风所言：
“杭州做得很好。表现在三个方面，态度、方法、手段——除夕夜，因为武汉封城，从新加坡来的航班临时改签杭州，其中有116名武汉游客，2人发烧。杭州直接接纳，而且毫无隐瞒，第一时间通知市民，然后安排武汉旅客入住市委党校的宾馆。浙江省立刻拨了将近10个亿，专款专用。医护人员如果感染肺炎，按工伤处理，消除后顾之忧，然后落实医保。确保患者不能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紧接着落实加班费和饮食补贴……”
▲图1：抵达萧山机场的TR188次航班；图2：乘客抵达市委党校宾馆；图3：党校宾馆的房间，图4：机场工作人员送来的早餐。
用很市场的方法，让做事的人安心做事。
这样的体系和方法不是一日之功、一年之功，是多少年多少代人积累下来做事方法的沿袭，有规则、有流程，也有遇事之后的合作与分工。诚然，浙江的做法无法复制到每个地市，但是，不妨碍我们了解其背后的发展线索。
浙江，也不是天生优渥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浙江作为“鱼米之乡”，应当自古繁华富庶，是处肥田沃土，天生环境优越。
但从地理角度看，浙江10.55万平方千米、堪称“袖珍”的面积中，有七成以上都是山地丘陵，西南多为千米以上的群山盘踞，跨越大半个省域，一路延伸到东北部的杭嘉湖平原一带。所谓“七山二水一分田”，地少人多，是自古以来浙江面临的基本问题。
▲ 温州雁荡山
从杭州西北的天目山，绍兴靠着的会稽山，宁波的四明山，台州的天台、括苍二山，到温州的雁荡山，中部、南部的金华、丽（lí）水、衢州更是处在群山包裹之中。难怪几乎每个老一辈的浙商，忆苦思甜的时候都会说：“我出生在浙江一个小山村里……”
▲ 天台山石梁飞瀑
而群山中发源的水系，逐渐汇集成流，躲过山地的阻隔，如同毛细血管般散布全省，滋润着土地。钱塘江（包括衢江、婺江等支流）、瓯江、椒江等河流，纷纷成为浙江不同城市的母亲河。河流入海处形成的冲积平原，则成为了浙江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 杭州湾跨海大桥，杭州湾正是钱塘江的入海口
以本此浙江省内疫情最严重的温州地区为例，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温州市人口密度达到774人/平方千米，接近浙江省的1.5倍，是全国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之一。而温州925万的人口中，又有大部分集中在沿海的鹿城、瑞安、乐清等区、市，因而防疫工作压力颇大。
▲ 三面环山，一面向海
土地资源的稀缺，同样使得浙江在历史上发育迟缓。直至汉代，相比发达的中原一带，这里仍然被叫做“吴越蛮夷之地”，闭塞落后，环境恶劣。《尚书·禹贡》里说扬州（大致为今淮河以南、长江流域）“厥田惟下下”，《史记》里也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在这种情况下，筚路蓝缕的浙江人只能不断地寻找出路。
从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人开始，为了克服沼泽遍地、潮湿泥泞的环境，先民们在造房时就打下1米长的木桩、铺上厚地板，梁柱间则以榫卯接合，是为干栏式建筑；而水稻的发现及人工栽培，则让河姆渡人从渔猎中，逐渐看到了农耕的曙光。
▲ 上图：宁波余姚河姆渡遗址博物馆
下图：河姆渡干栏式房屋建造复原图
5300年前，良渚人在今天的杭州境内建立了一座城市，摇身一变成为了“城里人”。这座古城面积达300万平方米，与颐和园相差无几，城里的居民在城外兴修水利，建造了中国最早的堤坝系统，并引水入渠，灌溉稻田。在余杭茅山良渚遗址中，甚至发现了总面积5600平方米的稻田遗迹，可见稻作已然是当时农业的重点。
▲图1：五千年前的良渚稻米；图2：良渚古城遗址的西面和北面，谷口高坝区、平原低坝区共同构成的外围水利系统；图3：工人在对古城遗址进行维护
先天的贫乏从未阻拦浙江人前行的脚步，反而使得他们格外的务实，对一点一滴的资源都想尽办法合理利用；而且为了更好的生存环境，浙江人自古以来就长于布局规划，建设公共设施。
西湖，不是一天“挖”成的
北宋词人柳永，曾夸杭州是“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然而，杭州在唐朝之前都只是个“内有湖水漫溢之忧，外有海水入侵之患”小地方，土壤盐碱化严重。今天惊艳天下的杭州城，是务实苦干打造出来的，连“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也是历朝历代的浙江官民“挖”出来的。
▲ 西湖杨公堤。
长庆二年（822年）十月，“香山居士”白居易赴任杭州刺史，带着浙江人一起捍湖浚湖，重疏六井，使市民能够近湖而栖，安居乐业，同时也奠定了西湖“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格局。关于“西湖”二字的最早文字记载，就出现在白居易的《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和《杭州回舫》中。
▲ 晴湖不如雨湖。
五代时吴越国的开创者，杭州临安人钱镠（liú），不仅能说出“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这种情话，更是“保境安民”促进杭州经济的繁荣，下达了“设撩湖军、开浚钱塘湖，得其游览、灌溉两利，又引湖水入涌金池，与运河相通”的政策，始令 “钱塘富庶盛于东南”。
而与西湖相通的京杭大运河，则成为了当时杭州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凭借运河，杭州逐渐成为了连通南北的水上枢纽和人烟辐辏的贸易中心。
▲ 京杭大运河王江泾长虹桥。
以杭州为节点，整个浙江的交通网络焕发出生机。船舶既可取道钱塘江抵达浙江中南部的婺州（今金华）、衢州（今衢州），又可沿新安江进入皖南的徽州；往东亦能到达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由浙东运河汇集明州的客货则可下福州、泉州、广州。一时间“半天下之财富，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
到明清时期，浙江商业的发展不再局限在浙北平原。主要由衢州府所属的龙游、常山、西安（现称衢县）、开化和江山五县商人组成的龙游商帮，于群山之间强势崛起，凭借位于浙、皖、闽、赣四省交界处的交通之利，将本地的竹、木、茶、漆、粮、油等自然资源销往外地，完成了资金积累。
▲ 衢州江郎山。
此后，龙游商帮的足迹遍布全国，他们不畏艰辛、不恋故土，深入至滇、黔、陕、甘等偏远地区，“龙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几空县之半”；经手的行业也从纸张、刻印、贩书等印刷行业，扩大到珠宝、古董、长途贩运、矿山冶炼等领域，影响力甚至能与“无徽不成商”的徽帮相提并论。
▲ 与徽州人相似的是，衢州人也崇尚“贾而好儒”，有孔氏“第二圣地”之称的南宗孔庙，就在今天的衢州。
与徽州人相似的是，龙游商人也崇尚“贾而好儒”。明代时候的龙游商人胡贸、童佩与一代名士归有光、文坛盟主王世贞均相交莫逆，衢州本身也拥有孔氏“第二圣地”之称的南宗孔庙，文脉和商脉一同传承了下来。
而像龙游商帮这样的“有组织、有纪律”的团体，浙江远不止一个。
厚积薄发
近代以来，浙商的影响力强劲而持久，而浙江商人的崛起，往往都来自一个个“民间传奇”。
率先发力的，是因明清禁海而港口荒废近500年的宁波人。自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天生具有“海洋基因”的宁波人，就将目光转向了这座新生而独特的港口城市，大量宁波商帮选择将年轻的上海作为主要活动地点，并逐渐成为了上海崛起过程中的中流砥柱。
▲ 宁波舟山港夜景。
资料显示，从1852年到1948年，宁波人用占当时上海1/5的人口，创造了上海的1/3财富；而1905年，以宁波帮为主要领导者的上海总商会，更是掀开了中国近现代商圈的序幕。难怪有人说“上海者，即曰宁波人之上海”，直到今天，大部分上海人家总有那么几个宁波亲戚，甚至还有许多上海人的祖籍，就是宁波。
▲ 宁波城隍庙历经千年沧桑，一直是这座城市最为繁华的存在。
而当改革开放到来时，浙江既不像一些内陆城市，有着良好的工业基础，也没赶上沿海的经济特区，错过了优厚的政策扶持，浙江的老板们仅凭着敢为人先的气魄和吃苦耐劳的性情，几乎是白手起家，开创基业。
浙商里最能吃苦耐劳、胆子又大的温州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趁着其它地方人还没回过神，就敏锐地抓住了商机，从变通寻求出路——临街一家店面，背后就是家庭工厂，厂房里加工着五金、纽扣、螺丝等小物件，数万的供销员带着样品奔赴各地，带回一张张合同。
▲ 温州人从不掩饰对财富的渴望，街道上随处可见奔波于发财之路的温州人。
别处不认温州货，他们就一点一点推销；国营市场拒绝温州产品，他们就包下柜台来自己干；最“胆大包天”的要数温州人发现出行没法坐飞机，就向民航局承包了一架飞机，开辟了通向家乡的航线。这种堪称“野蛮生长”的气概，将温州村、温州街、温州商城推向了大小城市，“温州模式”也随之名震天下。
▲ 奔波于欧洲的温州人，带回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对外界的向往。名为欧洲城的商业街就在此落户。
而包裹在山地里的“小县城”义乌，则摇着拨浪鼓、吆喝着“鸡毛换糖”，建立起一支有着明确分工和组织纪律的团队——“敲糖帮”。他们的经营范围从红糖、鸡毛到小日用百货，有着明确的“用户需求”；还形成了“出六居（进）四”让利于人、“开四门”广交朋友的行业文化。
▲ 拨浪鼓、扁担和两头的货筐，是义乌人“鸡毛换糖”的标配。
到1982年，县委书记谢高华以乌纱帽作保，力排众议，在湖清门的一条臭水沟边，开放了“稠城镇小百货市场”。自此，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横空出世，近40年时间，义乌人经历了五代日新月异变化的市场，到今天，让全国人民都记住了这个浙中“小商品帝国”。
都说义乌人“精明”，但是在大局之下，义乌企业按每人每月补贴500元，劝缓外来务工人员返义；义乌的房东老板们，则一同倡议在疫情期间，对外地租客免除租金。
▲上部的建筑群即为现在的义乌国际商贸城。
而浙江人的足迹更是遍布全球，海外浙商的成就同样耀眼，据不完全统计，800万在外浙商每年创造的财富总值，和浙江全省年GDP相仿，换句话说，数百万海外浙商相当于再造了一个浙江。
而在上世纪90年代末兴起至今的互联网经济大潮，更让浙江杭州等城市享受到“智慧发展”的红利，多年前，马云的一句“杭州只有‘游客’，没有‘用户’”的话语对当时的杭州主政官员如醍醐灌顶，杭州的一系列以大数据为依托的治理方式为中国城市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用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共克时艰，应援他人，浙江的过去和未来，希望还能带来更多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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