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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津沽:民间语境下的丁字沽

多面体长大后的照片2020-07-11

丁字沽有着悠久的历史,张建先生经过多年的调查、整理、研究,完成《口述津沽:民间语境下的丁字沽》三册。该书为《问津文库》“津沽文化研究集刊”之一种,是目前学界对于丁字沽历史文化最深入的挖掘。全书分为口述篇、日记篇、史料篇三部分,即日起本报连载其中的口述篇。为呈现口述人原生态的语言风格,在一些表述上遵从口语化。——编者

一、在早点铺做学徒

口述人:杨世均(1935年生人)

时间:2016年12月2日

原住址:丁字沽南大街一条王胡同2号

我爷爷那辈儿的事儿,我了解得不多,就听说他们是老哥儿仨。我爷爷行大,叫杨德元。二爷叫杨宝元,三爷家住北仓,不知叫嘛。听我妈妈念叨,说我爷爷当年在北京长辛店的小点心铺学徒,以后到了天津。先头儿在王庄赁的房子,我在那儿出生的,再后来落户丁字沽。到我父亲这辈儿,就他一个独生子,上边儿有俩姐姐,下边儿一个妹妹。我大姑妈在西南角住,二姑妈在吴嘴住,三姑妈在南大道豆腐房。

那前儿我们家穷极了,我父亲挑八股绳儿,去大胡同趸点小食品、水果嘛的,到王庄、郭辛庄、吴嘴那一带走街串巷。我妈妈给人家洗洗涮涮、缝缝补补,根本攒不了嘛钱。日伪时期,吃橡子面,又苦又涩,没法下咽,家里的孩子饿不死也得病死。我俩妹妹就因为口疮没钱治都死了,以后又死了一个兄弟,还送人一个,轮到我这辈儿就落一个姐姐、一个弟弟。

我十来岁时,经三姨父介绍,在侯家后鸟市附近的聚英楼下,一家私人早点铺里学徒。老早就得起来倒尿筲、生炉子,然后卖辣豆儿、卖小米粥,吃住都在那儿。顶到四九年初,国民党部队抓壮丁,要求每家必须出人,不出人就得出钱。干嘛呢?挖战壕。

当时城防内外五里地是“雷区”,他们又是伐树,又是拆房,弄得人心惶惶。我从饭馆直接就跟着我父亲还有三姨夫去了城西,再往前走就是习艺所。当时大批“逃反”的还没撤完呢,国民党兵让我们这些壮丁刨沟修掩体。记得那年特别冷,地冻得倍儿瓷实,一镐下去震得手发麻。那时枪炮声一阵比一阵紧,吓得我们到处乱躲。我趁着乱乎,混在“逃反”的人群里,一点点地从西马路,然后沿着南运河才回到侯家后我姨家。那会儿我妈妈嘴里一个劲儿念叨:“保佑我儿吧,千万别出事呀!”当时我们全家也都躲到这里,丁字沽的人都快跑净了。

再说,我回到早点铺,情况就不一样了。每天都有一帮一伙的国民党伤兵到这儿白吃白喝,不但分文不给还挺恶!掌柜的一看,干脆别干了,临近解放时就关张了。后来听说丁字沽的李广仁、郭宝安,还有不少人参加了国民党的保安旅,驻扎在望海楼附近。有意思的是,他们没打一枪就被解放军俘虏了。

二、丁字沽南头儿铺子多

口述人:杨世均(1935年生人)

时间:2016年12月2日

原住址:丁字沽南大街一条王胡同2号

丁字沽有俩脚行,北头儿脚行在北大街上有间门脸儿,由王金和主事。凡入股的都有“签儿”,有“签儿”的不一定都有车,有车又有“签儿”的,来了活儿优先。那前儿打北运河来的粮食都得在丁字沽上岸,一帮扛活的到码头把一包一包的粮食从船上卸下来,两个大槽子就得有二百来吨啊!然后再用大车拉到各粮栈,有的直接送到市里,脚行就吃拉脚的份子钱。王家自己也有大车店,完了活儿,车夫们就把大车赶到院子里,喂喂牲口,得弄得弄笼头,四周有一溜房子可以过夜。

丁字沽另一家大车店是韩家开的,在宋家胡同旁边,这家店大,因为南头儿的粮店多,像“公盛兴”“齐义兴”“玉龙祥”“祥欣永”“大兴店”。南头儿的脚行在南大街和北大街的当么间儿,徐家对过。那儿还是丁字沽的老公所,里面放着救火用的水机子、水筲,当街搭着凉棚,阔极了,平时没嘛事儿,那帮扛活的都在这儿聊大天儿。

粮店也都是大院子,里边全是一个一个的大粮囤和粮垛,每个粮店都有一个“叫斗”的。最有名的要数朱世清,“唱”起来那个好听啊。

你想想,南头儿粮店多、大车多、打零工的多,必然做小买卖的也多,一天到晚人来人往,可热闹啦!我随便说一下,你就能想象得出来。街口是孔家馃子铺,斜对过是李家小豆腐房,接着是韩家棺材铺,再往前是大饼馃子铺,然后就是林小辫儿的杂货铺,完了是“狗骨头”包子铺,挨着的是韩傻子元宵,接着是点心铺,店主可能姓肖。再下来是王聋子的锅巴,然后是郭瘸子的小药铺,宋家姑奶奶在他旁边住,往前走是孙大吉的杂货铺,嘛都卖。紧挨着的是杨家杂货铺,往前是周少谱的炸蚂蚱、炸卷圈儿,完了是乔老爷的馃子、馅饼、大饼,再接下来是马记烧饼,再有是小刚的包子铺。

从这儿往回走,说靠西这面:第一家是韩麻子香铺,卖搽脸油、梳头油、香粉、头绳儿、发卡嘛的。然后是高家切面铺,挨着的是韩家大车店,再往前是李家成衣铺,接着是周二爷的棺材铺,这棺材铺大。然后是王家小店,干嘛呢,住着几个拉胶皮的,还有碾子给人家加工粮食。前走就是脚行和老局所(天津解放以后归到大队),接着是王家和宋家,过娘娘庙胡同还有个老邢煤店,然后是“大兴店”(天津解放以后改为灯泡厂),挨着老石的水铺,往前是刘家糖房和李七的院子,李七扎的鸟笼子特别好。往前是王家杠房、李家理发所,再往前走是王家的地界儿(天津解放以后为纸盒厂),最南头是顾家茶摊,守着栅栏门。

三、老师傅总说,歇会儿吧,别累着!

口述人:杨世均(1935年生人)

时间:2016年12月2日

原住址:丁字沽南大街一条王胡同2号

丁字沽那几个大户的土地,在天津解放前夕已经卖得差不多了,五○年实行《土地改革法》时,地主余下的土地都分给了穷人,我父亲那几亩地原来是严家的,分给土地的老住户大多是过去做小买卖的、打八岔的、扛活的。时间不长,我父母就靠着这几亩地加入了互助组,几家合在一起算一组,地还属于自己的,就是打破界限,相互帮着种,过了段时间又推行初级社、高级社,我就到外地去了。

五二年我拿着会员证,到新红桥下坡儿的调配处登记找工作。我跟人家说,不挑地方,只要给饭吃就行。所以去过吴家窑,从那儿又去了中山门外,在新华工程部搬砖、递灰,当小工子。一年多以后让我学着和油灰,就是镶玻璃用来勾缝的材料。当时我们那个工地,是给棉纺二厂盖职工宿舍,也叫工人新村。因为我年龄太小,总怕人家不要我,就玩命干。老师傅总说,歇会儿吧,别累着!

五三年把我们转到第二建筑公司,那时就有建工委了,冬天集中到王串场参加培训。主题是“忠诚老实”教育,建筑公司嘛人都有,过去的把头、混混儿、土匪、国民党兵、拉胶皮的、扛大个的……成分比较复杂。那会儿我要求进步,当年就加入了共青团。五三年一开春就到天津大学参加教学楼的建设,原先那是大坑,填上以后,用钢砖垒成三层人字脊大坡顶楼房,现在那房子还好好的呢。那时我们工人都住席棚,一下雨就灌篓儿,可苦了!

五四年春天我去了河北保定的北河店、仓巨,在那给部队盖营房。五五年又转到北京的八里庄,参加北京师范学院的建设,一个工区二百多人。当时书记是山西大同的,我们都在工区住着,有时书记就支我出去,给他买些油盐酱醋嘛的,关系挺好。这期间,还安排我到北京的黑山附近参加了十几天的学习,那都是灰砖的老四合院儿,休息时就到后面爬黑山。

巧的是,那年还赶上过两次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游行检阅。一次是五一劳动节,另一次是国庆节。凌晨4点就开始集合,带队的嘱咐我们路过天安门时不能停步,一百三十人一个方队,打头儿的是钢铁工人。当我看见煤矿工人都戴着矿灯帽时,特别羡慕。正好五五年底号召大家支援重工业建设,我的一个好友周金瑞就报名了,他问我去不去,我说去啊!就找书记请示,书记一听,马上对我说:“你别去,工区还准备让你学电气焊呢,好几百人才选上你!”我还是坚持要去,书记就悄悄跟我说:“你要去也行,就去大同煤矿,那儿的瓦斯少。”归齐我就去了大同煤矿。

四、丁字沽大队一共六个小队

口述人:杨世均(1935年生人)

时间:2016年12月2日

原住址:丁字沽南大街一条王胡同2号

刚去大同煤矿时,都是自己报工种,人家都报焊工啊、电工啊,就我非要下井。还不错,先学了半年的打眼儿、装药、开巷道,一看我工作积极、老实巴交,又特别能吃苦,就有意培养我。所以就让我到太原补习文化知识,学成回来直接安排到大同团委当干事。在那儿干了不到俩月,就把我调到掘进二队当党支部副书记。当时正书记姓魏,矿长叫陈六九。人家都干一个班,我非干俩班,出了事人家都往上跑,我往下跑。有一回,一个新来的工人在井下准备放炮,师傅还一个劲儿地告诉他,别随便拧点火器,不知怎么的他一下给引爆了。队长一听出事了,吓得腿直打哆嗦,我不顾一切奔到现场处理事故。那时违章作业很普遍,不出事才怪呢。而六〇年五月九日,就出了一个大事故……

煤矿的工资高,最多时我能挣到八十多,每月给老娘寄十五块钱。矿上当干部的定量少,每月才二十九斤粮食。那时我正年轻,粮食不够吃的就买土豆、羊肉,好在下一次井给俩烧饼,所以只要没嘛急事,我就拿牌儿领矿灯下井。我们那个矿,叫“白洞”矿,是数一数二的大矿,自打出事以后,就封井了,所有的设备全埋在下面了。我的头老晕,就找组织要求回家,经党委研究就同意了。

没有工作了,怎么办呢?找街道,人家说了,得等富余名额。入农业社吧,也说没指标。没辙了,就顶替我父亲入了社。那是六三年的七月,紧接着到刘家房子去防汛执勤,那水都跟河堤一平了。回来没处住,就在张帮子门口盖了间小房,从炕上一下地就得系裤子,连腰都弯不下,就说多点地界儿吧!

没多久,“四清”运动开始。红桥文教部部长张辉、公社书记李瑞生就来找我,让我主动挑担子。我不愿意干,心想要想干在矿上就不回来了,那儿的工资多高。他们一个劲儿地做我工作。当时丁字沽大队的书记是马兴福,大队长是李振和,治保主任是李凤年,妇联主任是王炳文,然后把我补进去当副书记,协助马兴福工作。我们一人负责一个队,我在二队。除了去公社开会脱产这么一两天,其余的天天下地。

丁字沽大队一共六个小队。南头儿三个队、北头儿三个队,那时都记工分,最高分十分。我本来能拿到十分,为了做表率就要九分八。冬天拾一百斤粪给十个工分,我经常上堤头那一带拾去。那不守着河边嘛,有些住户习惯往河堤上倒桶子,有时也说些好话,进院儿帮人家磕灰,这么着每天能拾一百斤。那时粪是好东西,逮着偷粪的不得了,粪能卖钱啊。

五、“大龙”和高跷在市里挺有名

口述人:杨世均(1935年生人)

时间:2016年12月2日

原住址:丁字沽南大街一条王胡同2号

丁字沽大队成立时有三千多亩地,临到撤队还剩一千来亩,大部分都给国家占用了。五十年代转业了一批人,顶到六十年代,还有五六百队员呢。丁字沽所有的村民都是城市户口,也吃商品粮,每月拿着粮本到粮店买米买面。

大队收的粮食,除了留点饲料,全交给国家。后来基本不种粮了,土质不好,产量低,所以都改成园田了。我们种的菜也同样上交,由天津市蔬菜公司统一划拨,每天收上来的菜,都拉到红桥区少年宫附近的收购站,一个队派一名卖货手,专门负责跟蔬菜公司定价格,完事听从蔬菜公司的调配。这里边可就有偷手了,关系好的、熟脸儿的,就能把价儿往上撩几厘,然后再给挑个近处送菜。反正也是搭着来,不可能天天沾光,道儿再远再近,也就在红桥、河北、和平这个范围内。不光送菜,连居民区的茅房也这么分,远近搭配,肥瘦搭配。我们队就有西南角的茅房,那小胡同多难走?过去都是赶着马车淘粪,又都是旱厕,淘粪时不可能把解手的都哄走,就得耐心等着,挨骂是常事。

好像是七三年,公社把我调到畜牧站,负责养猪、养牛。折腾几年也没弄起来,坚持到七六年撤队转业。

七七年四月,北郊区的徐树林、何庆山牵头成立了市政工程队,那时一个区成立一个,唯独我们这个队归市局直属。他们就邀我和大宋(宋书琴)进了工程队,一去才知道,嘛都没有。别提多惨了,就几间破平房,周围全是沟。可是,你知道这帮人多能干吗?没几年就立起个儿了,完全靠修路起家。见过炒油、炒石子儿的吗?实在太苦了,那真叫“小鬼儿踩钢板”啊,全凭体力,连碾子都是借来的,以后挣了点钱开始置设备,劳动强度改善不少。

丁字沽人丁最旺的就数“三大王”,南头儿王、北头儿王、当间儿王。据说,丁字沽的“大龙”是南头儿王组织的,北头儿王组织的高跷,这两支队伍在市里都挺有名。每年要到娘娘庙拜香,不过最热闹要数拜柳二爷,这一带都信奉柳二爷,一到阴历四月十七柳二爷的生日,南来北往的人就海了去了。路边儿卖嘛的都有,柳二爷庙就在津霸公路的堤坡下面,不大的几间小灰房,连人都进不去,只供着个佛龛,就这样香火还挺旺。

别看我这么能干,却没有文化,认识几个字还是天津解放初在识字班学的,一参加工作就更没心思学了。老丁字沽原先就一所小学,娘娘庙改的,往后人口多了,在北头儿又盖了卫星小学。新丁字沽有新村小学、一号路小学、二号路小学、三号路小学、白酒厂小学……

六、我们家的根儿在堤头

口述人:王炳俊(1947年生人)

时间:2016年12月6日

原住址:丁字沽北大街47号

我们家在丁字沽算“北王”,但根儿在堤头——“摆渡王”。也就是说,王家在堤头是靠摇摆渡起家的。我爷爷始终强调一点:今后记住了,做亲不要紧,要是姓王,一定问他是哪儿的王,如果是堤头王,不能做!那和咱们属于一个王。

为嘛我们这支儿到了丁字沽呢?听长辈说,我老祖脾气特别大,也不知为嘛就发火了,归齐挑着挑儿带着四个儿子、俩闺女就奔了丁字沽。一来就落在了丁字沽最北头儿的第一个院儿,是我老祖自己买的,大致有八间房,院子挺大的。他跟四个儿子就说了,“你们一定要给我争口气!”这四个儿子叫嘛呢,老大王国平、老二王国安、老三王国吉、老四王国庆。

四太爷王国庆在西头(复兴路一带)当警察,家也搬那边去了,结果染上一种怪病死了。四老太太就知道打牌,可是她又恨不得儿子有出息,娘俩总戗戗,儿子一生气走了,打那就没回来,以后侄子们养着老太太。天津解放后,突然接到四太爷儿子的来信,说:“我人还在,在部队呢,当下没有固定地点,等安顿下来你们再给我回信。告诉我妈妈放心,叔伯哥们儿放心……”

再说说二太爷王国安的儿子王金和吧。我应该管王金和叫大爷。话说几年后,大太爷王国平就混得不错了,据说他也在局子里当警察,当时家里已经趁大车了。我大爷王金和呢,九岁就没有了母亲,虽然挺可怜,自己却特别要强。他就跟着大太爷的长子王金城学赶大车,每天到南头儿给粮店拉粮食。有一回,因为装车跟姓柴的戗起来了,王金和年轻气盛,三说两说就动手了,等完了事儿,这点火就撒在了王金城身上。王金和说:“因为你们家的大车跟人家打起来,你却不靠前儿!”

再说我的太爷王国吉(号东旭),他有两个儿子——王金鳌、王金声。王金鳌有四个儿子——王玉林、王玉昆、王玉祥、王玉堂。王金声就一个儿子——王玉华。这就是我们这支儿的排序,王金鳌是我亲爷爷。

在这儿我来个倒插笔:我太奶奶的娘家姓倪,她爹倪三爷在丁字沽河道养船。倪三爷有四个闺女,没有儿子。大闺女嫁给了西沽的孙家;二闺女嫁给了西于庄的张家;三闺女嫁给了我太爷;四闺女嫁给了三道街的冯家。

那时,倪家比我们王家强,说白了,我太爷就是个穷小子。但他长得好,要个儿有个儿,要五官有五官。可娶进来的这位太奶奶却长得丑,别看这相貌,她是个特别要强的人,要求子女们要有出息。她的大闺女嫁给了西沽杨德润的大儿子。这就是王家的基本情况。

七、南北脚行的分界线在曹家胡同

口述人:王炳俊(1947年生人)

时间:2016年12月6日

原住址:丁字沽北大街47号

说说粮店和脚行。从北头儿说,第一家粮店是张家的,字号叫镇德堂。第二家是大王七家的恒记粮店,他是柳滩王。还有家烧锅,名叫同和裕,主家姓魏,属于海下人。另有一家成记粮店,是杨沫文杨二爷开的。接着是祥记粮店,谁的呢,双口赵家的。

脚行呢,南脚行、北脚行的分界线在曹家胡同,为嘛在这儿分呢?曹家胡同以南算天津市,以北算武清。所以各是各的地盘,互不干涉。南边儿脚行比北边儿脚行片儿大,人多,股也多。北边儿的脚行头儿是王金和,前任是曹家和李家,完事是秦家,直到王金和接手才算干起来。脚行的位置就在摆渡口靠南一侧,有那么三间房。平时赶大车的、打小空儿的都在这儿集中,干嘛呢?等着派活儿。脚行里有“签儿”的,来了活儿优先。

王金和除了有脚行,还趁五挂大车、十三头牲口。赶以后脚行的买卖走下坡了,有高人给他出主意,归齐把五挂大车卖了,换成了汽车。还没解放呢,全家就搬到窑洼的刘家胡同住,汽车就停在大悲院旁边的小学校操场,所以家里一直搞运输。天津解放以后,王金和因为当过脚行头儿就被抓起来了。五二年给他判了十五年,没等出来就死在大狱了。六〇年,派出所通知家属,我跟着去的,末了儿在家给办的丧事。

说到这儿想起个嘛事儿呢,南北脚行打过架。谁呢?王士海的哥哥王士漳,他把大车赶到北头儿直接想进烧锅(酒厂)那院儿,可能是有挂车在那儿挡着呢,他非让人挪开,三说两说就打起来了。这会儿,老大王金和恰巧不在家,他弟弟王金波和俩侄子王玉章、王玉书就凑过来了,心想,这是在我们地盘儿,容不得你撒野。归齐,劈里扑噜就给王士漳打了。

王金和回来这么一听,也是一惊,这事儿可闹大了。主动去那边儿赔不是吧,输面儿。不去吧,南头儿这口气出不来。他们就坐一块商量,看看这事儿怎么了,不管怎么商量,都认为肯定要豁出人命,干脆咱就等着,棍棒也都预备好了。可是,南头儿一点动静没有,等了三天,没过来人。王金和忽然醒悟了,马上叫辆胶皮,就奔了河北小关儿。当时王士海在小关儿住,哥儿俩一见面还挺客气,王士海就说了:“知道这事儿,知道这事儿!嗨,我说士漳了,怎么着你也比他们大几岁,这不让人看笑话嘛,各有各的吃饭道儿,你上那儿干嘛去?这不给人搅了嘛,大面(指粮食)都在这边儿了,你再上那边儿还讲理吗!”王金和的脸红一阵儿白一阵儿,心说,再扛一天,他们就该过来了,王士海的面子确实给得够足。

摘自《今晚报》2020年6月26日—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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