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段媛媛

［摘 要］本文以《滇载记》《南诏野史》和《白国因由》三个文本为例，讨论明清时代生活在西南地区的不同人群对南诏、大理国史事的书写、编纂与传播。本文认为，历史知识的生产是包含本土人群在内的多方互动的过程：从大理地区士人的译写，到贬谪文人的收集与编写，再到官员的资助和出版，有关南诏、大理国的传说、历史和文本经过不同地域和身份的人群的中介，进入到更广阔的读者群中。同时，这些文本是不同人群展开对话、协商过去的场域：外来文人借“载记”文类将南诏、大理国的历史吸纳进中央王朝的意识形态疆域；云南本土精英则将祖先故事融入方志文类、表达其双重认同；地方僧侣选择将口头传说转化为书面文本以分享给新的受众。在此过程中，不同人群透过历史书写交换观念、彼此关联，实现了“内部观点”和“外部视角”的融汇。

［关键词］历史书写；知识生产；南诏、大理国；云南历史

引言

汉文史料中对西南边疆的记载向来寥寥，具体涉及到云南地区，正史中虽有如《史记·西南夷列传》《新唐书·南蛮传》《资治通鉴》相关记述等，但其内容主要是云南当地政权与中央王朝发生接触的历史，如军事战争、朝贡与结盟等。此外尚有由中央王朝经行云南的官员、使者所留下的笔记、见闻录等，如唐代樊绰的《蛮书》、宋人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元人郭松年《大理行记》等。这些记载大多是从外部观察者的角度出发，集中于对当地物产、风俗和人群的记录，很少涉及对当地历史的记载。

然而在明中后期至清前期（1500—1800年）这一时间段内，却相继涌现出一批记述大理地区古代历史和传说的文本。方国瑜先生在其《纂录南诏大理史事诸书概说》中，将这批文本概括为“纂录南诏大理史事诸书”。撰著者中既有不少大理府籍士人，也包括杨慎、顾应祥等有旅滇经历的外来文人和官员，且他们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社会交往。从内容上看，这些文本与此前正史、笔记中的记录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大都征引和参考了一部据说是用大理地区土著语言所写成的文献——《白古通记》。是书已佚，然而根据诸书的征引来看，其内容主要是长期在云南流传的本土传说和佛教故事。

本文所关切的问题是：面对西南地区充满神话叙事和佛教传说、甚至可能是用另一种语言写成的历史文本，诸如杨慎之类的外来文人、官员如何吸纳、改造其中的土著观点，使之适应于中原王朝的史学编纂传统？大理本土人群在这种文化嫁接中扮演着何种角色，他们如何借用不同文类建构过去、表达自我的身份认同，并将其展现给更广阔的的读者？本文试以三个不同视角的文本——《滇载记》《南诏野史》和《白国因由》为例，从知识生产的视角出发，着重探讨这一时期有关西南史地的知识来源以及撰著群体间的社交网络，以及嗣后这些文献的传播、改编与使用情况，以探察知识生产过程中不同人群的文化渗透和交互影响，进而揭示这些文本生成和传播背后的运作机制和社会动力。

一、杨慎与《滇载记》

明代著名文人杨慎因“大礼议”之争而被贬谪，在云南度过了近三十年的时光，期间留下了诸多有关六经注解、音韵训诂和云南史地的著作。杨慎所处的时代背景、他的人生际遇和知识兴趣，都影响着他对滇史的编纂和书写。在其著作《滇载记》中，杨慎记述了云南被纳入明王朝统治之前的历史。作为投身于书写边疆历史的官僚、文人中的一员，杨慎和他的著作体现了将迥异于官方史学的叙事传统吸纳进明王朝意识形态领域的努力。

就文类而言，《滇载记》是一部高度吻合于中央王朝史学编纂传统的著作。“载记”这一文类起源于《后汉书》，本为记人之作，迨至《晋书》以“载记”记十六国之事，嗣后便专门用以“述偏方僭乱遗迹者……存以声罪示诛”。杨慎此处把云南的张、蒙、郑、赵、杨、段等姓的统治类比于五胡十六国、进而贬斥其为“偏方僭乱”的寓意不言自明。文体的选择也制约了文本的内容：南诏与唐王朝之间的政治结盟、军事战争占去了《滇载记》的绝大部分篇幅，这或与作者大量借鉴、转抄《唐书》和《资治通鉴》中有关“南诏”“大理国”的记载有关。云南被纳入明王朝版图前的历史也就此被简化为与“中国”的关系史。

尽管如此，云南本土人群的声音仍然渗透到杨慎的著作之中。例如，《滇载记》并未以中国历史记述中“庄跷开滇”之类的经典意象开篇，而选择以长期流传于云南本土的“九隆神话”作为叙述的起点：即一位名叫沙壹的女性因触沉木而生九子，九子后为各部落之祖先。史传书写的起点标识的是人群或政权的起源，以九隆神话为开端，《滇载记》得以和云南本土传说脉络相结合。本土人群的声音也同样影响了《滇载记》的语言使用和撰著风格。在叙述元末云南总管段功的事迹时，《滇载记》一改条纲举目、概述历年军政要事的形式，转而以对话和诗歌对答叙述了他和元宗室梁王之女阿盖公主的爱情故事。其中，阿盖公主所赋诗包含许多非汉语词汇，如“吐噜吐噜”“押不芦花”等，杨慎在文中一一为其作了注解。这些痕迹不仅增强了故事的异域感和猎奇感，也表明杨慎可能参考了一些非汉文史料。

关于《滇载记》的史源，杨慎称：

余婴罪投裔，求蒙、段之故于图经而不得也。问其籍于旧家，有白古通玄峰年运志，其书用僰文，义兼众教，稍为删正，令其可读，其可载者，盖尽此矣。

可见杨慎在中国传统文类（“图经”）中搜求南诏、大理国故实无果，转而发掘云南本土史料，从“旧家”访获用僰文写就的《白古通玄峰年运志》。关于提供这份文献的“旧家”，杨慎的好友姜龙在其为《滇载记》所作序中称：

得敝帙于故博士张云汉氏曰白古通，白即僰，从省也，其事怪，其词鄙……其书不著作者姓氏，亦不审昉于何代，意其经几译而后属之书，文何由雅也。

可知文献的提供者为“故博士张云汉”。根据万历《云南通志》的记述，张云汉为大理府太和县人士，弘治五年（1492年）举人。而据姜龙的描述来看，杨慎等人获读的《白古通》一书可能已被译为汉文，尽管言辞并不雅驯。作为接受儒学教育并在科举制中获得功名的本土士人，张云汉之类的大理本土士人，可能同时具备了运用大理当地语言和汉语进行读写的能力。因此，他们或许不仅是僰文文献的收藏者、提供者，甚至可能在文献传播的过程中担任翻译者的角色。

杨慎访获的《白古通玄峰年运志》亦名“白古记”“白古通记”或“僰古通记”。是书已佚，但曾被16、17世纪记录云南史地的著作广泛征引，根据征引的内容来看，该书的内容主要是和南诏、大理国有关的佛教传说与神话。这表明在当地的叙事传统中，历史主要是以宗教传说的形式呈现的。因此，如何吸纳、改造其中的土著观点，使之适应于中原王朝的史学编纂传统就成为杨慎等人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杨慎并未就自己的编纂原则作出解释。不过，与杨慎同时代的宦滇官员蒋彬，在其著作《南诏源流纪要》中开列的编修滇史的五条原则，或有助于我们解答这一问题。这五条原则分别是“右正误”“补漏”“折衷同异”“存信”“去怪”。关于“存信”，蒋彬解释称他保留了大理国主段思平之母过江触莲而生段思平的传说，因为在中国经典文本中亦不乏类似的感生故事，如姜嫄履巨人迹而生后稷等。但在“去怪”条目下，蒋彬则将段思平之母生于李树的故事斥为“怪诞之说”，删去不录。事实上，国主之母生于李树的传说可能与东南亚一带的神话有着某种亲缘关系，然而站在中国史家的立场看，这类传说显得难以置信，因而被拒之门外。通过保留与他们自身文化背景相近的传说，删去那些与王朝正统史学编纂格格不入的过往，云南本土史料经过杨慎、蒋彬等外来文人、官员的剪裁，被置入直线性的叙述框架中，成为中央王朝史学编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杨慎书稿完成后，杨慎好友——浙籍官员姜龙在《滇载记》的刊刻流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姜龙携杨慎书稿从大理返回太仓故里，并将书稿付予苏州文人陆粲“亟为批校，缮写入梓”。负责校刻此书的陆粲也是一位杨慎的仰慕者。在给杨慎的书信中，陆粲曾提及其谪戍贵州期间“间于一二士友家覩公手书滇中诸作，良用叹服”的经历。此后，《滇载记》一书又被收入《古今说海》《四库全书》等丛书之中，流传益发广泛。杨慎、姜龙和陆粲之间的合作表明作者、出版者和校刻者之间的社会网络促成了地方性知识的跨地域传播，而和王朝意识形态的高度吻合、与知识精英兴趣的重叠，可能正是此书得到官员资助的关键。

二、《南诏野史》

提及《南诏野史》，首先困扰学者们的便是其作者问题。在现存的《南诏野史》版本中，一些版本题“昆明倪辂集成都杨慎校”，另一些版本则题“明四川新都杨慎升菴编辑大清湖南武陵胡蔚羡门订正”。相对复杂的版本状况激起了学者们有关杨慎是否为《南诏野史》作者的讨论。然而，正如包筠雅（Cynthia J.Brokaw）所言，明清时期的“撰著”，大部分是指编辑、整理、选编和增补，而不是撰写一种全新的作品。因此，本文无意于鉴定究竟孰为《南诏野史》的“真正”作者，而更关注于它反映了哪些人群的声音。

根据当代学者木芹的研究，现存的《南诏野史》，其版本可分为两大系统：一种是倪辂本，包括明代著名藏书家澹生堂的钞本，以及环碧山房本在内的各种清钞本；另一种是胡蔚本，包括湖南人胡蔚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编辑的版本和随后由浙江人丁毓仁修订的版本。根据地方志的记载，倪辂是云南府昆明县人士，曾于嘉靖元年（1522年）中举。胡蔚和丁毓仁虽然不是云南本地人，但都有游历大理府的经历。撰著者身份的差异可能影响了不同本子处理南诏、大理国年号和谥号的方式。例如，胡蔚本在各国王之谥号前皆冠以“伪谥”的字样，而“伪谥”的字样并不见于倪辂本。此外，胡蔚本均使用中央王朝的年号来标记时间，而倪辂本中，如澹生堂本和环碧山房本则使用了更为中立的方式——干支纪年来标记时间。年号与谥号的使用是独立政治体的合法性标识，胡蔚本和倪辂本在处理南诏、大理国年号和谥号上的区别可能指向了非本地视角与本地视角之间的差异：前者否认南诏、大理王权的合法性，而后者则更倾向于承认其作为独立王国的自主性。

尽管胡蔚本和倪辂本在文字细节上有诸多出入，但两个版本在主体结构上保持了一致。《南诏野史》由如下部分组成：“南诏分野”“南诏历代称名”“南诏历代源起”“南诏历代名宦”“南诏历代乡贤”“元南诏历科进士”“南诏古迹”。其内容的编排与传统中国的地方志十分相近。然而，问题在于“南诏”并非明朝控制下的行政区域名称，而是曾经统治云南最为长久的王国的名称。事实上，在《南诏野史》中，“南诏”确实被转化为“云南”的代名词。例如，“南诏古迹”这一条目下所开列的古迹，分布于云南府、楚雄府、武定府、大理府、永昌府、曲靖府、临安府、丽江府，几乎完全覆盖了由流官体系直接控制的云南全境。正如戴思哲（Joseph Dennis）注意到的，方志文类在边疆地区有着特殊的蕴含，它是帝国将边疆转化为内地的文化装置。但此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方志文类不仅使得“南诏”从一个历史上的异族政权转化为王朝国家辖下的地方社会，也通过赋予“南诏”以时间和空间上的存在，使其成为了比任何中央王朝都更加持久和连续的坚实存在，进而为当地精英保存其独特的身份认同留下了空间。

灵活的框架使得《南诏野史》得以保存许多活跃于南诏、大理时代的拥有法术的僧侣和女性的的故事。一些故事可能来源于《白古记》《六诏灵源记》等大理本土文献；其他故事可能来自大理平原的碑刻铭文。故事中的神僧大多有特定的名字，他们的姓氏通常是董、张、杨、李和赵。虽然很难鉴别这些史源的确切作者，但这些故事可能反映了大理土著氏族对祖先的记忆。根据唐朝将军梁建方留下的记录，杨氏、李氏、赵氏和董氏是西洱河一带最强大的氏族。他们采用汉人姓氏，声称是汉人的后代。不过，《南诏野史》通过把洱海平原的氏族与云南本土的九隆传说相联系：“哀牢有一妇，名奴波息，生十女，九隆兄弟各娶之，立为十姓，曰董、洪、段、施、何、王、张、杨、李、赵”，为洱海平原的氏族创造了共同起源和虚拟的血缘纽带。

祖先的灵异和法术与大理氏族在现实生活中对社会地位的竞争与维护息息相关。例如，《南诏野史》称当段思平因噩梦而犹豫不决时，军师董伽罗向他解释称这些梦是胜利的预兆，鼓舞了段思平，进而协助他建立了大理国。在这个故事中，董伽罗被描述为具有预言能力的人。永乐十年（1412年），大理府赵州县一位名叫董贤的阿吒力僧人奉诏入宫，永乐皇帝赐予董贤土地以建立寺庙，而董贤的儿子则获得了世袭宗教地位的特权，担任大理府阿吒力僧纲司都纲。在董氏宗祠中保有一份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的碑刻，其中称董伽罗是他们的祖先。虽然目前还不清楚董贤和他的后裔是否是凭借向明朝皇帝声称他们是董伽罗的后代而获得了“国师”的称号，但董伽罗和董氏家族的案例表明，祖先的名字和故事凝聚着大理土著氏族对往昔的集体记忆，也对他们在新朝统治下的权力和社会地位作出解释。

《南诏野史》中有关祖先的神圣事迹反过来又激发了在嗣后时间段内更大范围内对神圣血统的建构。民国年间，在邻近大理平原的鹤庆等地，一些家族在编写家谱时曾转向《南诏野史》和当地人杨鼐所著的《南诏通纪》寻求依据。不过，《南诏野史》的流通并不仅限于大理平原。现存的《南诏野史》版本中，如澹生堂钞本和环碧山房的钞本的存在，表明这一文本同样进入了东南地区私人藏书家的视野。作为一部群体合作的成果，《南诏野史》总体上反映的是大理平原本土精英的历史观点，但云南其他府县的知识精英、来自湖南的学者和江南的藏书家也通过编辑、修订和抄写的方式参与了《南诏野史》的制作。近似于地方志的结构蕴藏着大理本土精英的双重认同：一方面，他们试图借方志文类将消逝的故国重新定义为王朝国家辖下的“地方”；另一方面，他们凭借神圣祖先的故事和过去保持联系，证明其家族自南诏以来所拥有的显赫地位与声望。

三、寂裕和《白国因由》

寂裕是大理府太和县圣元寺的住持。他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刊刻了《白国因由》一书。不同于《滇载记》和《南诏野史》的线性叙事，《白国因由》采取环线叙事的方式、记述了长期流传于大理地区的观音传说。该书由十八个故事组成，根据内容和主题可分为四个部分：观音驱逐罗刹，观音授记南诏国主，观音驯服并凝聚大理周边地区的人群、观音护佑大理国王及大理民众。在环形叙事中，观音始终被置于中心地位：国王统治的合法性起源、人群的聚合和战争的胜利都被归功于观音的护佑。

《白国因由》呈现出明显的口头风格。首先，大多数故事都以对话往还的形式展开，其内容也多以白话表达。此外，它还包括许多套路化的情节。例如，关于大理附近的部落如何迫害观音，通常包含如下叙述：“众用棒追赶，将近而不得，遂将火缚于棍棒之上烧之，而火不能烧老人，反自烧……推而斩之，斩已，少顷，老人复立于前。”砍伐，焚烧和殴打构成了迫害观音的公式化表达。通过回环往复地叙述观音如何历经劫难而不受伤害，加深了读者对观音神迹的印象。此外，通过赋予每个故事以特定的空间标识（它们通常是大理平原的村庄、寺庙、山脉和河流的名称），散落于大理平原的聚落通过观音信仰如缀珠般被串联起来，宗教共同体的观念在故事的推展中渐次形成。例如，在第三个故事中，观音和罗刹在鸡邑村的合会寺立券，《白国因由》称：“观音与罗刹立券，后复回合会寺，将石砚、石笔送与灵昭文帝，今石砚、石笔在上鸡邑村西合会寺之北，石桌送在杨波远，今石桌见在杨波远村上。”通过将传说世界与现实世界相对应，《白国因由》强调观音的神迹是可以被证实的。

大理地区的观音传说最早可追溯到《南诏图传》。《南诏图传》是由南诏国王于中兴二年（899年）下令制作的画卷，现存的版本可能是12世纪或13世纪的摹本。该画卷讲述了将佛教带至南诏的梵僧的七个故事：南诏国王的祖先由于其妻施食给梵僧而获梵僧授记；大理附近部落的民众试图伤害梵僧，但梵僧战胜了他们；皇帝为梵僧塑像，并命令他的臣民敬拜梵僧。根据卷轴上的文字，梵僧被称作“建国圣源阿嵯耶观音”，意即梵僧为观音的化身。正如Helen B.Chapin所言，观音信仰在南诏和大理王国享有重要地位，她不仅是将佛教引入王国的僧侣，也是赋予国王神圣血统的神祇。《白国因由》囊括了《南诏图传》叙述的七个传说，但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扩充和演绎。例如，《白国因由》称观音化现为一位背着沉重石头的老妇，吓阻了进攻大理国的宋朝军队；另一个故事则称，观音化作年轻美貌的女子，为大理国国王段思平指明了行军路线。这些故事可能是较为晚近的发明，观音在这些故事中化现为女性。通过将源自南诏、大理国的观音信仰和当地民间故事相糅合，《白国因由》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大理平原有关观音的传说。

关于《白国因由》的史源，寂裕称：“菩萨累救护此处，盖有十八化云，备载《僰古通》，其本寺隔扇所图绘者，十八化内仅有几段，余皆开国除魔始末，镂之，使千百年古迹如在目前，逐段缘由，原是僰语，但僰字难认，故译僰音为汉语，俾阅者一见。”可知寂裕所本的亦是用僰文写成的《僰古通》。值得注意的是，寂裕不仅将僰文文本翻译成汉文文本，甚至还将其付梓。为了使读者相信圣元寺是大理一处独特的佛教圣地，《白国因由》开篇叙述了印度佛王阿育王将白国的土地分配给其后裔的故事，以此唤起人们对佛国的记忆。通过把观音在大理地区首次化现的地点系于圣元寺所处的五台山（“观音大士从西天来，至五台峰而化作一老人……五台峰之佛出场，即观音化现处，至今屡放祥光”），圣元寺在该地区的观音信仰中被赋予了源起性的地位。此外，寂裕还声称“彼时为主持者皆是西竺天宫圣贤降生，维持教化……董、尹、杨、赵等十七人精瑜珈教法，非贤而何”来强调昔日僧侣享有的崇高地位。最后，在按语中，寂裕把圣元寺的建立追溯到唐代，并声称它分别由隋代和明代的高官重建，似乎在暗示他希望现任的官员能够像曾经的统治精英那样帮助他重建圣殿。

文本传播方式的改变可能与清初大理地区佛教的衰落有关。在平定吴三桂的叛乱后，康熙二十年（1681年），一名陪同清军进入大理府的僧人报告称：“无为以田多粮重，僧逃无遗，惟一监院，扑责枷示已数十次，叶榆古刹，处处如此……大理无乡绅富户，凡供应有司及往来使官，皆取办于名刹，而解送松板于各衙，尤为苦累。”圣元寺也不例外。根据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的碑刻，圣元寺自明末就已开始衰落，许多官员和文人因其地处偏远而从未听说过这座寺庙。面对佛教的边缘化和寺庙的衰落，改变传播媒介以吸引更多的赞助者和信徒可能是明智的选择，而通晓汉语读写能力的外来官员和文人，可能正是寂裕试图吸引的新受众。

作为一个宗教信仰在清初大理社会被逐渐边缘化的人，寂裕试图通过将口头传统与新的书面文化相结合，重振他所依托的信仰体系。《白国因由》深深植根于大理当地的口头文化，展现的是大理社会的内部视角。但通过将僰文写就的文本转化为汉文文本并刊刻出版，寂裕意图把大理地区有关观音的古老传说分享给新的受众，即熟悉汉语书面文化的外来官员和文人。然而，由于直至1942年该书的板片在圣元寺暗室中被发现、人们才意识到这一文本的存在，因此很难知晓《白国因由》在这些官员和文人中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不过，《白国因由》讲述的“观音十八化”的故事至今仍在大理地区流传，显示其所依托的口头文化依旧鲜活。

结论

《滇载记》《南诏野史》和《白国因由》分别展现了来自外来文人、大理地方精英和当地僧侣的三种不同视角，他们通过诉诸不同文类来表达自我意图：以杨慎为代表的外来文人、官员，选择了诸如“载记”之类的文体来表达其斥僭伪、树正统的意图，将西南地区“文献无稽”的过往更加坚实地吸纳进中央王朝意识形态的疆域；大理地方精英力图在明王朝确立的新秩序中重新定义自我的位置，他们选择将祖先的事迹和神迹安置于近似于地方志的结构中；地方僧侣则借助环形的叙事结构、口头化的叙事风格叙述了长期流传于大理平原的观音传说，企图重振其衰落的信仰。

相应地，不同的文类亦对应于不同的受众和流通渠道：《滇载记》在姜龙等官员的协助下在江南地区刊刻出版，进而被收录入各种丛书之中，成为士绅阶层的案头读物；《南诏野史》则在不断传抄、改订和翻刻中产生了众多版本，其读者既包括大理一带的精英家族，也包括江南地区的知名藏书家；至于《白国因由》，虽然直至1942年其板片在寺庙的暗室中被发现人们才意识到这一文本的存在，但它所讲述的故事至今仍在大理地区流传，显示其所依托的民间口头文化依然鲜活。

尽管如此，不同文本之间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通过采择《白古通记》，一些云南本土传说得以保存于《滇载记》之中。而正是通过和大理当地士人精英的互动，杨慎之类的“外来者”才得以获读和理解这些原本用另一种语言写就的大理本土文献。在这一过程中，大理地区的地方精英显然并非静默地、等待被描述被记录的“他者”。他们积极采用汉文书写形式，将大理地区“文献无征”的过去和流动的口头传说转换为可读的文字，进而为杨慎等人的滇史编纂提供了知识资源。此外，即便是深深根植于大理社会内部视角和口头文化的《白国因由》，其作者仍然试图通过将其转写为汉文文本、并付诸印刷的方式将其介绍给熟悉汉语书面文化的外来官员和文人。

因此，这些文本事实上是不同人群展开对话、协商过去的场域。从大理地区士人的译写，到贬谪文人的收集与编纂，再到官员的资助和出版，有关南诏、大理国的传说、历史和文本经过不同地域和身份的人群的中介，进入到更广阔的读者群中。生活在西南的不同人群透过历史书写交换观念、彼此关联，“内部观点”和“外部视角”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相互交织，实现了“我者”与“他者”的融汇。

作者简介：段媛媛，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载《上海地方志》2018年第4期。

本文系在笔者参加2018年牛津大学第二届高等人文研究生会议时所作报告Engaging in the Past：The Prod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Nanzhao and the Dali Kingdoms in Southwest China，1500—1750的基础上改编而成。对于会议期间会议发言人哈佛大学包弼德（Peter K.Bol）和讨论组主持人牛津大学Anke Hein教授提出的问题与建议，笔者深表谢忱。

文章来源于 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