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解立红，本文原载于《清史研究》1992年第3期。

一、康熙帝面临的北部边防基本态势

康熙朝中国的北部边防线漫长而辽阔。东北边疆主要防御对象是正在南侵的 沙皇俄国军队。北部和西北边疆，主要防御 蒙古贵族对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的袭扰，而且要警惕在其背后的沙俄之觊觎。

俄国本是一个欧洲国家，原来的东部疆界在乌拉尔山以西，和中国远不接壤。直到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和明崇祯五年（1632)，东侵的俄军相继建立了叶尼塞河中游的叶尼塞斯克和勒拿河畔的雅库次克两个据点，俄国才与中国相邻。到明崇祯九年（1636)，俄国人才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一条黑龙江，[1]而此时中国自唐开始对黑龙江流域行使有效主权已经历了近千年的漫长岁月。顺治皇帝在位期间，俄国乘清军向南用兵无力北顾之机，分别从叶尼塞斯克和雅库次克两个据点出发，入侵黑龙江流域，其间曾与该地区的中国居民及清朝驻军几经交战。[2]到康熙帝继位以后，俄国又向中国开始了新的侵略扩张活动。他们采取建立侵略据点、逐渐推进的策略，先后建立了尼布楚（涅尔琴斯克）、雅克萨（阿尔巴津）、楚库柏兴（色愣格斯克）及其他一些较小的侵略据点，以此为依托。四处劫掠，步步推进。到17世纪60年代。俄国侵略者在中国的贝加尔湖到黑龙江流域的部分地区，建立起殖民统治。康熙十九年（1680)沙俄建立了 尼布楚督军区，极力“扩充兵力并改进生活和军事必需品，如粮食、火药、铅弹、枪支和大炮的供应”，[3]这里便成为沙俄在黑龙江中上游地区实行殖民扩张的重心。

黑龙江嘉荫段

沙俄的侵略行径，割裂了中国的领土完整，严重破坏了东北边疆的安宁。东北地区是满洲人的发祥地，清朝皇帝的故乡。尤为紧要的是，东北又是国家重要的战略预备基地之一。因而，康熙帝不可能听任沙俄侵略者在此胡作非为，东北边疆理所当然地要成为北部边疆的重点防御地区。

额尔古纳河迤西的北部边疆，是蒙古人游牧的区域，北方蒙古族的南下袭扰由来已久，曾经困扰有明一代近三百年而几度使大明朝濒于险境。 到明朝末年，不仅蒙汉矛盾—如既往，而且蒙古族和汉族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更增加了新兴的满洲人与蒙古人之间的矛盾、满洲人与汉人之间的矛盾，以及满洲人内部的矛盾。这些矛盾扭结交错，使北部边疆陷入一片混乱。

后金汗皇太极为了壮大后金的同盟力量以与明朝抗衡，在即位后不久便致力于对蒙古的统一。当时蒙古分漠南、漠北和漠西三大部，各部分裂割据。夹在后金与明朝之间的漠南蒙古，自然首先成为皇太极争取的对象。他采取恩威并用的方针，一方面积极笼络和争取愿意归顺或观望动摇的各部；另一方面对投靠明朝，企图控制漠南诸部，以与后金抗衡的察哈尔部实行武力征服。至清崇德元年（1636) 漠南蒙古十六部在盛京召开大会，尊奉皇太极为可汗，从此漠南蒙古臣服于清。[4]对漠北蒙古，皇太极积极笼络，劝其归附。清崇德三年(1638)漠北蒙古喀尔喀三部进“ 九白之贡”，[5]也向清称臣。对远在西陲的漠西蒙古，皇太极鞭长莫及，未能解决。

到顺治初，清军大举入关，兵锋指向中原的南明诸军及明末农民军，而无力兼顾北疆。漠西蒙古恰在这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就是准噶尔部的崛起。准噶尔是漠西蒙古四部之一，在四部中不仅经济最发达，而且逐渐在政治上掌握了权力，迫使其余三部服从其统治。康熙初年，噶尔丹在内乱中用血腥手段登上准噶尔汗位，他“自称博硕克图汗，因胁诸卫拉特奉其令”，[6]而且东进青海攻打和硕特部，南攻天山南路灭叶尔羌，北击喀尔喀蒙古，闹得四邻不安。不仅如此， 噶尔丹还恃靠早已垂涎中国的沙皇俄国，助纣为虐。[7]可见，噶尔丹统治下的准噶尔已成为严重威胁国家统一、民族和睦的强大割据势力。

统观康熙时的北部边防，西要防御噶尔丹准噶尔的进犯，东要抵抗沙皇俄国的入侵，从而呈现出以左、右两翼为重点的防御态势。当时，这两个方向的形势均很严峻。右翼，沙俄侵略者的攻势咄咄逼人，气焰嚣张；而中国军队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抵御异国邻邦的边境入侵，因而缺乏准备和经验。左翼，对噶尔丹的防御也很艰巨，那里远离中原腹地，调兵遣将有诸多不便。噶尔丹背靠沙俄称雄一方，再加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杂乱纷呈，十分棘手。这就是历史遗留给康熙帝的一个难题，也是历史赋予他的重任。

东北和西北这两翼防御重点，防御的对象、性质不同，设防区域的地理位置、民情民风及政治、经济条件均有差异。为了有效地实施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康熙帝因情用兵，因时用策，采取了不同的战术和策略。

额勒赫泰芬汗-康熙帝-画像

二、北部边疆右翼之防御

在北部边疆的右翼，沙俄侵略军占据中国领土，屠杀中国边民，早就引起了康熙帝的关注。他“亲政之后，即留意于此。细访其土地形胜、道路远近及人物性情”。[8]当南方的“三藩”和台湾问题解决后，他立即将战略重点转向东北边陲。

打谈结合，以战促和，解决与邻国的边界争端，康熙帝是经始者。俄国是一个崛兴的封建军事帝国。当时正处于上升阶段，侵略野心恶性膨胀，被其看作“人间之宝库，世界之乐园”的中国，自然成为他们嘴边的肥肉；但是沙俄对外扩张的战略重点不在东方而在西方，而且黑龙江地区远离其国家腹地，因此它不愿意也不能够调集更多的军事力量与清军作战。中国方面，清朝初期，战争相继连年，也不具备彻底使俄军就范的实力。因而康熙帝认为解决两国争端的最佳办法，是 条法划界，以法束兵，从而保证边境的长治久安。为达到这一目的，康熙帝导演了一出外交与军事有效结合，打谈交替，以战促和的历史活剧。

康熙帝始终坚持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清俄边界问题。早在康熙五年（1666) 清廷便派使者到尼布楚，希望同俄国谈判，结果 使者被禁锢。以后康熙帝 又三次派使至尼布楚，仍希望举行两国谈判， 均遭到俄国当局拒绝。康熙十五年（1676)康熙帝两次接见俄国使团，希望与使团举行谈判，又被拒绝。[10]在即将出兵雅克萨之前，康熙帝仍然致书俄国察罕汗，申明兴师的理由，建议俄军撤出雅克萨，两国以雅库地方为界。如果俄方“明确复文或遣使，朕即令征讨之大兵停止前进，撤至边界地方”。[11]

萨哈雅库特共和国首府-雅库茨克

然而，沙俄侵略者对清朝政府的劝说、警告、抗议置若罔闻，根本无意谈判。于是康熙帝不得不决定动用武力，以战争促成谈判。美国历史学家 曼考尔曾对此评论说：“康熙不想征服俄国，而是要向俄国表明：自己有力量和俄国进行谈判解决”。[12]

康熙二十四年和二十五年（1685、1686)，康熙帝连续两次派出大军进攻沙俄盘踞的雅克萨。

第一次派三千清兵，在都统彭春等统率下，由水陆两路开进到雅克萨城下，随即将红衣大炮、战船及陆师分别布置于城北、城东、城南三个方向，集中火力猛轰城垣。[13] 不到两天，俄军首领托尔布津 便稽首乞降，率部撤往尼布楚。[14]

第二次，清军两千余人由将军萨布素等统帅，又兵临雅克萨城下。沙俄侵略军企图凭坚城顽抗，结果伤亡惨重，危在旦夕。[15]俄国沙皇不得不向康熙皇帝请求：“除遣使议定边界外……乞撤雅克萨之围”。[16]显然，清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促成了沙皇态度的重大转变。

康熙二十八年（1689)七月二十四日，中俄两国终于签订了 《尼布楚条约》，明确划定两国东段边界。从法律上肯定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17]这样，不仅雅克萨城名正言顺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而且终于遏止了沙俄的南下攻势。

周密准备，把握战机 中国外交的成功，主要得力于军事斗争的胜利；而雅克萨之军的凯旋，又离不开周密的战前准备和对战机的准确把握。

康熙帝在东北地区用兵态度十分审慎，为了以有限的行动造成较大的军事压力，毕其功于一役，康熙帝不仅于十年（1671)、二十一年（1682) 两次巡视东北边防，亲自运筹谋划；而且指导清军用四年时间进行周密的战前准备。等待有利战机。

首先调驻扎在乌喇（今吉林省吉林市）、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的部分兵力，前往黑龙江（今黑龙江省爱辉县）、呼马尔（今黑龙江省呼玛县）两处建城戍卫，[18]作为设在前沿的军事基地。宁古塔将军巴海曾忧虑这两个地方孤立无援难以为防，康熙帝执意坚持。

再次谕示建此二城。后

“勘得黑龙江、呼马尔之间，额苏里地方， 可以藏船。且有田陇旧迹，即令大兵建立木城，于此驻扎”。[19]

秋日呼玛（尔）河

沙俄入侵的黑龙江至外兴安岭地区，距东北腹地遥遥数千里。要对付其侵扰，单靠当地的部民武装显然不够，靠军队的临时动作也往往延误战机。在以上要地屯兵驻戍，便于就近出兵，出敌不意；也便于随时掌握敌情。

为了加强东北边防的军政指挥，早在康熙十五年（1676)康熙帝就将宁古塔将军治所移驻吉林乌喇，康熙二十三年（1684)又在瑷珲设立了镇守黑龙江将军，任命“年力强壮，文武兼通，才堪委用”[20]的萨布素为将军。这里后来便成为雅克萨作战的清军大本营和前线总指挥部。

参战戍守部队的粮饷枪械，主要靠黑龙江、呼马尔、宁古塔、乌喇、盛京等城就地解决，此外还通过辽河、伊通河、松花江、嫩江及 驿站从东北腹地北运。战斗舰只和运粮船由乌喇、瑗珲、巨流河口（今辽宁省新民县境）、宁古塔等地制造。[21]武器除部队原装备外，又新造了一些鸟枪和火炮。这些火器仍旧是前装式，滑膛，火绳点火，与沙俄军队的火器水平基本相当，但一些重型火炮，如“神威无敌大将军”，炮身长，口径大，有较强的威力，后来在攻雅克萨城时发挥了重要作用。[22]此外，还增设了黑龙江城到乌喇的驿站，[23]使黑龙江城到京师的交通顺畅便利，保证了军令情报的通达和后方的支援。

清军经过四年的充分准备，兵将精，军械良，粮饷足，驿道通，可谓万事俱备，只等谕令。而俄军方面， 雅克萨以下的沿江侵略据点均已被拔除，雅克萨地区的粮食被清军收割一空，[24] 与蒙古车臣汗 的贸易也被断绝。康熙二十四年（1685)三月五日，清侦察兵“生擒罗刹七人”，[25]探明了雅克萨城设防及兵力的情况。于是，最好的战机就在眼前。果然，清军长驱直入雅克萨，顺利地取得作战胜利，达到了预期目的。

雅克萨之战最成功之处，在于着眼于东北边防全局的战略部署和战前周密准备、战机得当。它体现了孙子“多算胜，少算不胜”的军事思想，保证了清军战必胜，攻必克，从而促成了外交谈判的成功。

勘定国界，驻戍巡边 中俄两国划定东段国界后，康熙帝便下谕派遣官吏査勘中俄东段边界，在额尔古纳河口和格尔毕齐河口到外兴安岭的国境线上树立界碑， 碑上镌刻满洲、汉、蒙古、拉丁五种文字的《尼布楚条约》。[26]这充分表明康熙帝坚持以两国条约为划界守边依据的态度和立场。

对东北地区的防务，康熙帝又作了调整和充实，将驻戍与巡边相结合。

移黑龙江将军治所于墨尔根（康熙二十九年），后又移至齐齐哈尔（三十八年）。[27]在靠近边境地区 增设了呼伦贝尔（今内蒙古满洲里市）、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阿勒楚喀（今黑龙江省阿城县）、伯都纳（今吉林省扶余县）、珲春（今吉林省珲春县）等战略要点，设官驻兵，重点防御。到 康熙三十一年（1692)，黑龙江将军下辖近二万兵力，吉林将军辖兵二万余，盛京将军辖兵三万四千余， 东北地区总兵力约七万余人，比顺治初年的五万兵力增加近二分之一。[28]这支军队包括 满洲、汉军、蒙古、索伦、达呼尔等多民族成员；不仅有步兵，而且有水师营、火器营及骑兵，[29]既加强了东北地区的防御实力，又促进了各族间联系。对开发北疆具有重要意义。

“东北边，山海交错，水陆并重，非西北边戈壁相间之比”。[30]对漫长的国境线，康熙帝确定了完善的 巡边、卡伦制度。

“岁以五六月间派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协领各一员，佐领、骁骑校各二员，兵丁二百四十名，分三路至格尔毕齐、额尔古纳、墨里勒克、楚尔海图等河巡视，谓之察边”。[31]

松嫩草原上的齐齐哈尔

在边境地方还用石块垒了不少“ 封堆”（又称鄂博、敖包），标志巡边必须到达的地点。巡察官员须

“各书衔名月日于木牌瘗山上，明年，察边者取归以呈将军、副都统，又名瘗木牌以备后来考验”。[32]

对黑龙江、乌苏里江、绥芬河流域和珲春沿海，清廷每年都派出船队巡察。

“察边之事，岁于七月内咨报理藩院，而边界宁谧，例于年终专折奏闻。至将军惟新任者察边，余不尔”。[33]

除了巡边，清廷还在沿边地带设立了许多“ 卡伦”即哨所，执行巡逻和警戒任务。因位据沙俄入侵通道的缘故，

“ 呼伦贝尔最重，布特哈， 黑龙江次之”。[34]

所设卡伦

“皆据 山川险要，为之防守，每处官兵多寡有定额，而更代之迟速亦有定期，要皆佐领等官之重役也”。[35]

卡伦后来发展为三层，

“其在内者曰 常设卡伦，在外者曰 移设卡伦，最在外者曰 添设卡伦。三者惟常设卡伦为永远驻守之地，余皆值 气候和暖则外展，寒则内迁，进退盈缩，或千里，或数百里不等，沙漠浩荡，漫无定准，皆在常设卡伦之外”。[36]

如上，城市驻防、定期巡边与边防卡伦三位一体，便形成了点面结合、有较大防御纵深、比较严密的防御体系，使东北边防稳定下来。

绥芬河

三、北部边防左翼之防御

北部边防的左翼主要防御准噶尔蒙古上层贵族的袭扰，是解决国内中央与地方间以及民族间的矛盾。这与右翼防御的性质完全不同。康熙帝坚持国家统一与民族和睦，对作乱势力采敢政治安抚与军事征剿相结合的方略，在必要时用进攻的手段求得边疆的安宁。从而，不仅多次制止了作乱，而且在西北地区建立起初步完善的防御体系，加强了这一地区的防御力量，促进了这一地区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

康熙帝曾总结说：明朝仅“为恢复河套议论纷纷”，“若控驭蒙古有道，则河套虽为所据，安能为患？控驭无道，则何地不可为乱？”[37]基于此，康熙帝于三十年（1691)五月召集喀尔喀蒙古各部王公贵族，在多伦诺尔会盟，以消弭旧怨，各相和睦，怀柔诸部，固御长城。[38]同时允建“汇宗寺于多伦诺尔，以一众志。”[39]多伦会盟进一步发展了清廷同喀尔喀蒙古的关系，加强了对漠北的管理，正如康熙帝所言：“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40]“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41]

以攻为守，以战求和

喀尔喀蒙古的统一。使清军得以专力防御西北准噶尔蒙古的噶尔丹。此时噶尔丹正处于发展上升阶段，他对其他蒙古诸部作战连连得手，又有沙俄支持，野心勃勃。对清朝中央政府他表面恭顺，实际上并不放在眼里。 康熙二十九年（1690) 六月， 噶尔丹以追击喀尔喀为名，举兵南犯，铁蹄所到之处，尽行抢掠烧杀，一直深入到乌兰布通(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42]逼近北京。显然，他对清廷采取的是激烈的攻势。

康熙帝对噶尔丹早有防备，一直密切注视其动态。面对噶尔丹的攻势，可以有两种对策：一是就地防御作战，将其赶回北疆；二是以攻对攻，彻底摧毁这一分裂国家的割据势力，以绝后患。康熙帝采取的是后一种对策。为“穷其根株”，“勿留遣孽”，[43]他首先迅速组织京城的八旗主力，在乌兰布通拦截噶尔丹，遏止其攻势。随后他 亲自率领国家战略预备队，配备最精锐的武器，任命最得力的将领，不惜穿越茫茫大漠，主动寻找噶尔丹主力作战，力图彻底摧毁之。最后清军在昭莫多与噶尔丹相遇，双方展开激战。噶尔丹仅引数骑逃遁，其主力基本被消灭。[44]康熙帝认为对噶尔丹必须乘其新败“速行剿灭，不可稍缓”,[45]因而在昭莫多之战的第二年，又 亲赴宁夏，点将两路出兵，进剿噶尔丹残部。 直至噶尔丹兵败身死。从此，西北边疆安定了相当长的时期。

到康熙帝的晚年，以策妄阿拉布坦为首领的准噶尔部又恃强争霸。他起初与西邻的哈萨克部争战，占领其大片土地；继而要求向东扩大牧场，并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进兵西藏，企图吞并西藏，分裂国家。[46]康熙帝闻报后，敏锐地觉察出策妄阿拉布坦的野心，他认为“西藏屏藩青海、滇、蜀”。倘落入准部之手，“将边无宁日”。[47]于是，先后任命皇十四子胤褆、年羹尧、岳钟琪等得力将领，率兵自青海和四川两路进军西藏，直抵拉萨。大败准噶尔兵。[48]这次作战不仅恢复了西藏的安宁，而且使准部暂时失去进攻能力。不得不苟安—隅。

从康熙帝对准噶尔的几次用兵看，清军的作战目的是明确和单一的，作战规模受到有效的控制，是一种有限的军事行动。一旦准噶尔停止作乱，便不复采取战争手段。而这种以攻为守，以战求和的方针，不仅可以达到近期的战术目的，如夺回失地，制止作乱；而且能够达到较远的战略目的，保证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是一种积极的、行之有效的防御。

噶尔丹画像

重点防御，相机应援

为防患于未然，不能单凭临时组织的军事行动，还应着力于日常的防御。西北边疆地域宽广，遍布沙漠戈壁，而清军兵力相对不足。实行八旗 绿营兵制的清军， 总兵额一般保持在八十万左右。其中 八旗兵约二十万，—半居于京师，作为皇帝亲军和国家总预备队； 用于驻防全国各要点的只有十万，加上 绿营兵六十万，不过七十万左右。 比起明代的二、三百万常备军，清军的兵力少而又少。为解决防御地带宽广而兵力相对不足的矛盾，康熙帝采取了重点防御，相机应援的方针。

在靠近准噶尔活动区域的诸内外线战略要地，如 盛京、瑗珲、绥远、 宁夏、西安、甘州、凉州等地，陈兵驻防，一方有事，就近应援。康熙三十五年（1696)清军征伐噶尔丹的三路大军，除中路是康熙帝率领的京师禁旅外，东路就是黑龙江将军 萨布素统帅的盛京、墨尔根等地驻军，西路则是大将军费扬古、将军孙思克统帅的西安、兰州等地驻军。[49]五十七年(1718)出击策妄阿拉布坦时，康熙帝调动的又是成都、青海驻军。[50]

除此之外，在准噶尔活动区域内，陆续建立一批防御要点，如巴里坤、阿尔泰、吐鲁番、科布多等，派驻军队一面屯垦，—面担负一方警戒。这些防御要点与战略重地遥相呼应，遇有警报便就近出兵，既不失战机，又可以逸代劳；同时便于清军集中使用有限的兵力，尽可能造成局部范围内的兵力优势，以达到作战目的。

先是，在此二百年前明代 永乐皇帝朱棣 也曾五次出塞，进击蒙古以靖北疆，每次皆率京军及各卫所征调的军队由京师出发，出古北口，从开平、兴和出入，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毕竟劳师费时。与之相比，康熙帝的确技高一筹。

战时后勤，摆在首位

战时后勤对渡漠作战来说，是个难题，也至关重要。明初对蒙古长驱作战，清初对沙俄孤军远袭，均因军队后勤问题未得妥善解决，其结果或兵败将死，或劳师无功。 康熙帝多次亲历大漠，对塞外情形知之甚悉。他认为

“自古以来，所谓难以用兵者是也，其地不毛，间或无水。至翰海等砂碛地方，运粮尤苦，而雨水之际，樵爨颇难，区画不周，岂可妄动。”[51]

因此，康熙帝除了在口外设立 牧厂，以解决战马来源；在塞外开辟 农业区，发展北疆农业，实行 军事屯垦，以解决军队粮饷之外，格外重视战时的后勤供应。

每战之前，定要任命近臣担任专职的后勤官员，专负其责，有职有权。第二次征噶尔丹时，康熙帝任命都察院左都御使于成龙总理中路大军的军粮补给，凡内外文武大小官员听其调遣，有“六部不得掣肘”[52]之旨。被任命为西路大军军粮督运官的内阁侍读学士范承烈，在 《北征督运图》前记中写道，康熙帝

“念师行粮从，数千里之馄饷不绝，为诸军命脉，其任綦重，乃特遣廷臣理之”。[53]

《北征督运图》局部

康熙五十七年（1718)清军入藏驱逐策妄阿拉布坦时，康熙帝又特命四川总督年羹尧办理后勤军务。[54]

除了命官，康熙帝还十分重视组织庞大的 随军运输队伍。这种队伍有 “运”“营”等几级建制，各运营的运输车辆和人员全部编成营阵，

“官兵按队而行，车辆循序前进，上有首领，下有护卫，行则不脱不联，止则守望相助；行止之顷或有敌兵突犯， 击左则右应，击右则左应，击中则左右皆应；先以火攻，次以弓矢，继以长枪，奋勇剿杀，自然无坚不破”。[55]

可见，这是一种组织严密、训练有素、具有自卫能力的武装运输队伍。

战时后勤办理得当，为清军的作战行动提供了可靠保证，同时也为后世解决荒漠地区大兵团作战的后勤供应提供了经验。

康熙帝苦心经营北部边防数十载，除采取各项政治、经济措施外，以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为中心,着力于边防防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并以局部战争、猛烈进攻等手段达到防御成功、边境安然的目的。这表现出康熙帝作为政治家与军事家的雄才大略。他的这一功业，奠定了北边防御基本格局，为后世兵家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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