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竞男

　　北大畅春园，每至深夜，总有一盏灯亮起。

　　那盏灯，属于翻译家许渊冲。

　　它陪伴着他，在一个又一个黑夜，徜徉于唐诗宋词和莎士比亚的世界；

　　它更陪伴着他，以笔为桨撑起生命之舟涉渡时光之海……

　　2021年4月18日，许渊冲先生将迎来自己的100岁生日。

　　也许有人不了解他，也许有人因热门综艺《朗读者》知道了他。

　　他是谁？

　　生于军阀混战的乱世，炮火中求学于西南联大，27岁留法，30岁归国；

　　钱钟书的得意门生、杨振宁的同窗挚友、俞敏洪的授业恩师；

　　首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北极光”的亚洲翻译家……

　　这一堆“标签”都不如他在名片上印的简单直接：

　　“书销中外百余本，诗译英法唯一人”

　　——北京大学 许渊冲

　　有人婉言相劝：这会不会显得“不谦虚”？

　　他理直气壮地回应：“这是实事求是！我的名字比名片还响！”

　　是的，他有十足的底气——

　　因为他，中国读者认识了于连、哈姆雷特、包法利夫人、罗密欧与朱丽叶……

　　因为他，西方世界知晓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李清照、汤显祖……

　　才华迥出天真，一生狂傲潇洒。

　　在许渊冲先生百岁之际，我们来到他家中，走近大师，也走近一段百年传奇。

　　择一事

　　爬上三楼，打开门，迎面是昏暗狭窄仅够容纳一张餐桌的门厅，两侧分别是专门用来打字的电脑间，以及堆满书籍和文稿的书房兼卧室。

　　水泥地、泛黄的墙壁、陈旧的家具。这间70平方米的公寓，他住了近40年。

　　书房靠窗的角落，有张不大的书桌。上面挂着一幅隶书——“译古今诗词，翻世界名著，创三美理论，饮彤霞晓露”，正是他一生写照。

　　见我们来了，许渊冲先生忙从打字间走出，招呼保姆帮他换上一件细格子西服。“哎呀，我没有穿衬衫要不要紧？”得到不必更衣的答复后，他还是坚持拿起挂在床头的一条灰咖色格子围巾，遮住西装里的家居服。

　　细腻敏感、追求完美，也许正是这种性格成就了一代翻译大家。

　　待一切收拾妥当，他坐进厚实的米色单人皮沙发，那是家里唯一上点儿档次的家具。仔细看，扶手处皮子已皴裂，斑驳中露出海绵。

　　采访尚未开始，旧日气息已扑面而来。

　　此刻窗外，却是一派早春的明媚。他眯起眼睛，细数往事……

　　这位能够在古典与现代文学中纵横驰骋，在中、英、法文的世界里自由穿越的大师，并非天生。许渊冲说，他年少时是讨厌英文的，连字母都说不清楚，把w念成“打泼了油”，把x念成“吓得要死”，把sons(儿子)注音为“孙子”……“做梦也没想到后来会有兴趣，到了高中一年级，甚至英文有不及格的危险。”

　　谁知到了高二，他背熟30篇英文短文，忽然开了窍，成绩一下子跃居全班第二。彼时，他的表叔、著名翻译家熊式一用英文写的剧本《王宝川》和《西厢记》在欧美上演引起轰动，得到著名剧作家萧伯纳的高度评价，名声大噪，更被少年许渊冲视为偶像。

　　各种机缘巧合，冥冥中为成长之路伏下草蛇灰线。

　　1938年，17岁的许渊冲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从赣江的清水走向昆明的白云”。次年1月，他满怀憧憬与喜悦进入联大校园，学号——“A203”。

　　“一年级我跟杨振宁同班，英文课也同班，教我们英文的叶公超后来当了国民党的外交部长。他是钱钟书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还有吴宓，当时都很厉害。”

　　在这里，他与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同窗，听冯友兰、金岳霖讲哲学，朱自清、朱光潜讲散文，沈从文讲小说，闻一多讲诗词，曹禺讲戏剧，叶公超、钱钟书讲英文，吴宓讲欧洲文学史……

　　在这里，他遇到莎士比亚、歌德、司汤达、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说是把我领进世界文学的大门了。”

　　他的翻译“处女作”诞生于大一。那时，在钱钟书的英文课上，他喜欢上一位女同学，为表达心意，便翻译了林徽因悼念徐志摩的小诗《别丢掉》：

　　“一样是月明/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有人不见/梦似的挂起……”

　　送出去却“石沉大海”。直到50年后，他获得翻译大奖，引起当年那位女同学关注，致信给他又忆起往事。

　　“你看，失败也有失败的美。人生最大乐趣，就是创造美、发现美。”他翻译每一句话，都追求比别人好，甚至比原文更好，“这个乐趣很大！这个乐趣是别人夺不走的，是自己的。”

　　浪漫情怀为他打开翻译世界的大门，而真正走上翻译之路的决定性时刻，出现于他在联大的第三年。

　　1941年，美国派出“飞虎队”援助中国对日作战，需要大批英文翻译。许渊冲和三十几个同学一起报了名。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七十五周年的外宾招待会上，当有人提到“三民主义”时，翻译一时卡住，不知所措。有人译成“nationality，people’s sovereignty，people’s livelihood”，外宾听得莫名其妙。这时，许渊冲举起手，脱口而出：“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简明又巧妙，外宾纷纷点头微笑。

　　小试锋芒后，他被分配到机要秘书室，负责将军事情报译成英文，送给陈纳德大队长。出色的表现，让他得到一枚镀金的“飞虎章”，也获得梅贻琦校长的表扬。

　　在当年的日记中，年仅20岁的许渊冲写下：“大约翻译真是我的优势，我应该做创造美的工作了。”

　　自此，择一事，终一生。

　　许渊冲说，西南联大对他最大的影响是为人生镌刻下一种信念——“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用白话文来说就是‘好上加好，精益求精，不到绝顶，永远不停’！”

　　专一业

　　“‘To be or not to be’，你们说说怎么翻？”

　　一上来，他就考了我们一道难题。

　　“生存还是毁灭……”我下意识喃喃自语道，毕竟朱生豪的这句译文已成经典。

　　“错！大大的错了！生存还是毁灭是国家民族的事情，哈姆雷特当时想的是他自己的处境，是他要不要活下去的问题！”他一下子激动起来，一双大手在空中挥舞。

　　……

　　在翻译界，许渊冲大名鼎鼎、德高望重，但也争议不少。

　　他绰号“许大炮”，不仅人长得高大、嗓门大，也好辩论、爱“开炮”。

　　于学术，他是“少数派”。他坚持文学翻译是“三美”“三之”的艺术，要追求“意美、音美和形美”，使读者“知之、好之、乐之”。他总想通过“再创作”来“胜过原作”，更将追求美、创造美视为毕生目标。

　　而认为翻译应忠实于原文的人，指责许渊冲的译文与原文的意思不符，“已经不像是翻译，而是创作了”。

　　对此，他毫不避讳，甚至将自己的译文比作“不忠实的美人”。

　　译无定本，但理念不同，还是带来了矛盾。

　　在翻译法国诗人瓦雷里描写灵感的诗《风灵》时，翻译家王佐良译为“无影也无踪，换内衣露胸，两件一刹那”，许渊冲译成“无影也无踪，更衣一刹那，隐约见酥胸”。别人批评他的翻译是“鸳鸯蝴蝶派”，他却说自己翻的更有韵味，把坚持直译的叫作“外科派”……

　　他的最新译作是亨利·詹姆斯的《The Portrait of a Lady》。前人译为《一位女士的画像》，他译成《伊人倩影》。

　　“‘一位女士的画像’，说实话看到这个题目就不想看书了，有什么看头？中国的文化深啊！‘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伊人两个字很妙的。你看，说一个人美丽的影子，倩影比画像好多了。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我的译文比原文更美。”

　　《红与黑》引发的翻译界大论战更是轰动一时。同样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赵瑞蕻是第一位译者。同一句法文，赵瑞蕻译成“我喜欢树荫”，许渊冲译成“大树底下好乘凉”；赵瑞蕻译成“她死了”，许渊冲译成“魂归离恨天”。

　　风格之迥异一目了然。许渊冲觉得这是实境与真境的区别，“喜欢树荫”是实境，但这种喜好源于“大树底下好乘凉”，这才是真境。“她死了”也是“实境”，可并非自然死亡而是含恨而死。“还找得到比‘魂归离恨天’更好的译文吗？”

　　有译坛权威把“提倡乱译，千古罪人”“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等帽子扣在了许渊冲头上。他从不服输，始终认为自己译的最好。多年后他的《追忆逝水年华》出版，还不忘寄给赵瑞蕻一本，扉页写着“五十年来《红与黑》，谁红谁黑谁明白”。

　　他的一生，有无数次笔墨相伐，但欣赏他、支持他的人也不在少数。

　　采访中谈及此事，他突然一跃而起，快步迈向对面的书架——从那个花15块钱买的旧书架上，迅速而准确地找到一本书，又迅速而准确地翻出其中一页——那是一篇赞美他翻译艺术的文章，题目是《美化之翻译》。

　　那一瞬间，面前仿佛不是一位百岁老人，而是当年在西南联大每次考试总争第一的少年。

　　钱钟书对他颇多赏识，常以书信展开探讨，在信中提到两种方法：一种是无色玻璃翻译法，一种是有色玻璃翻译法。前者会得罪诗，后者会得罪译。两难相权择其轻，钱钟书宁愿得罪诗。

　　而许渊冲认为求真是低标准，求美是高标准。“为了更美，没有什么清规戒律是不可打破的。”

　　业内将他的翻译称为“韵体译诗”，情味悠长，境界全出，尽显中国古典诗词的风骨流韵。

　　老师钱钟书称赞他：“带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 ”

　　好友杨振宁评价他：“把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植在翻译中。”

　　他说：“在不歪曲作者意思的情况下，翻译一定要把一个民族文化的味道、精髓、灵魂体现出来。”“只有坚持中国文化的美感，才能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也许，这就是他执着于意译的理由——让世界看到中国文化之美。

　　为此，他先后出版了180多本中英法文翻译著作，将中国的唐诗宋词以及《诗经》《楚辞》《论语》《桃花扇》《牡丹亭》《西厢记》《长生殿》等翻译成英文、法文，将西方名著如《包法利夫人》《红与黑》《约翰·克里斯托夫》《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等译成中文。

　　他的中译英作品《楚辞》被美国学者誉为“英美文学领域的一座高峰”；译作《西厢记》被英国出版界评价为“可以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媲美”……

　　家里占据两面墙的书架上，他自己的书几乎都要放不下了，逐渐占领了墙角、沙发、地板……一同前往的中译出版社编辑，带去他刚出版的新书——《西南联大求学日记》《画说经典》《古诗里的核心词》以及“许渊冲英译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系列”21种等，摆了满满一桌。

　　他逐一拿起端详，面对这份“生日大礼”露出孩童般的笑容。

　　很难想象，这位笑容灿烂、话语铿锵的老人，在2007年就查出直肠癌，医生保守估计他还能再活7年。

　　而7年后的2014年，他不但没有走向生命的终点，反而拿下国际翻译界最高奖“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成为该奖项自1990年设立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

　　“我们所处的国际化环境需要富有成效的交流，许渊冲教授一直致力于为使用汉语、英语和法语的人们建立起沟通的桥梁。”国际译联在颁奖词中如是说。

　　“书销中外百余本，诗译英法唯一人”，确为“实事求是”。他不仅印在名片上，更嘱咐家人：以后，墓碑上就刻这两句。

　　遇一人

　　许先生家里除了书，摆放最多的是与夫人照君的合影。

　　夫人2018年去世，我们只能从照片中一睹伉俪情深。

　　虽然会写诗、更会译情诗，但如同那封“石沉大海”的信，许渊冲的感情生活一直波澜不惊。他追求过好几位心仪的女同学，“都落空了”。“联大男同学远远多于女同学，男女比例是10：1，即使女同学全嫁男同学，也有9个男同学找不到对象。”他这样安慰自己。

　　直到1959年除夕，已经38岁的许渊冲在北京欧美同学会的舞会上遇见了年轻美丽的照君，一见钟情，携手走进婚姻，相濡以沫60年。

　　她不仅是妻子，也是许先生的生活助理、学术秘书，更是他的忠实粉丝——一路追随，永远崇拜。

　　这种爱，被纪录片《我的时代和我》用镜头捕捉下来——

　　“老伴儿，咱们什么时候开饭合适？”

　　“打完(字)就开饭。”

　　“打完大约还需要多长时间？”

　　“大约5点钟吧！还有一个钟头。”

　　他坐在电脑前，头也不抬。她在一旁轻声耳语，搓着双手。

　　画面一转，时钟滴答作响，已经快7点了。

　　那年，她85岁。这样的等待与陪伴，早已是家常便饭。

　　他们一起走过风风雨雨。“文革”中他挨批斗，屁股被鞭子抽成“紫茄子”，她找来救生圈，吹起来给他当座椅；他骨折入院，嚷嚷“我要出院！我还有很多工作没做！”她含泪劝慰，“你呀不要动，不要孩子气，一切听医生的”；他上电视一夜走红，来访者蜂拥而至，她替他挡在门外……

　　在她心里，比她大12岁的许渊冲永远像个两岁的孩子，她爱他的纯真，爱他“灵魂里不沾染别的东西”。他坦荡如砥、心直口快，从不在人情世故上费心思，她在背后默默打理着一切，让他安心沉浸于美的世界。

　　别人写文章攻击他，她第一个跳出来愤愤不平：“这种人不能理，没有格”；别人夸他，她会跟着一起：“是啊他太不简单了！他真是一个奇迹！”

　　她是最懂他的人，常说：“许先生很爱美，唯美主义，他一生都在追求美。”从工作到生活，从外表到灵魂，无不如此。

　　他有多爱美呢？接受记者采访，一定要穿上那件细格子西装搭粗格子围巾，浅棕加深灰，几乎成了“标配”。出门，风衣、皮靴、帽子、墨镜，一样都不能少。别人夸他100岁了还是很帅，他哈哈大笑：“还可以吧！”

　　晚饭后，他总要骑着自行车去外面吹吹风，看看月亮。纪录片里用镜头跟踪着他骑车的背影，如果不是稍有些佝偻，仍如追风少年。

　　直到那一夜，他骑车驶向一条新修的路，摔倒了。“倒了霉了，月亮下看见很亮的路，看不到坡啊！月光如水，从某个意义上讲还摔得蛮美的……”

　　那晚是中秋夜，月色正美。

　　“为什么喜欢看月亮？”“嘿，月亮美呀！人生就是追求美呀！不会看月亮怎么翻《静夜思》？所以别人都翻不好，我翻得好啊！”

　　遗憾的是，纪录片上映时，夫人于两个月前刚刚去世。

　　观众席上，有人发现了许渊冲先生，掌声雷动。

　　“今天许先生本人也来了，他其实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再多看一眼奶奶。”导演在放映结束后的一席话，让很多观众潸然泪下。

　　夫人离开的第二天，学生们到他家中探望。他们担心已经97岁的老先生撑不住。结果惊讶地看到，许渊冲还是纹丝不动地坐在电脑前，他正翻译英国作家、唯美主义代表人物奥斯卡·王尔德的全集。

　　他说自己几乎彻夜未眠，一个人坐在电脑前想了很久很久，然后翻开了王尔德的书。“不用担心我，只要我继续沉浸在翻译世界里，就垮不下来。”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般走过一个世纪，他的秘诀就是如此简单——心无旁骛。“我为什么能活这么久啊？因为我每天都在创造美。我的翻译是在为世界创造美。”

　　他最爱的月亮，早已融入他的生活、生命，成为一种人生意象——

　　1938年11月4日，刚刚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许渊冲在日记中兴奋地写下：今夜月很亮，喝了两杯酒，带着三分醉，走到草场上，看着半圆月，忆起往事，更是心醉神迷。

　　百年如白驹过隙，转眼已至期颐。天边还是那轮明月，清辉之下，他将光阴幻化成诗，留下永恒之美……

　　译一生

　　采访当天，许渊冲先生照例工作到凌晨两三点。

　　他的生活非常规律：早上8点多起床，上午会客或看书，下午将夜晚的翻译成果敲进电脑，而深夜则将他带进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

　　“对我而言没有日夜。每天和每天的区别只有一个，有没有翻译。”他常将英国诗人托马斯·摩尔的诗句挂在嘴边，“延长生命最好的办法，是从夜里偷几个钟点。”

　　他深感时间的紧迫，因为想要做的事情太多，想要实现的心愿很大……

　　40年前，他在将要出版的第一本论文集《翻译的艺术》前言中写下：“我想，中国文学翻译工作者对世界文化应尽的责任，就是把一部分外国文化的血液，灌输到中国文化中来，同时把一部分中国文化的血液，灌输到世界文化中去，使世界文化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光辉灿烂。”

　　让中国文化走向全世界，是他毕生心愿。

　　骨折住院，一动不能动躺在病床上，鼻孔里插着管子，他还念叨着：“中国文化啊，要走向世界……现在我们的科技、商业都在走向世界，所缺的就是这一项，我要填补的就是这一项。”

　　《我的时代和我》放映结束后，他面对观众坦陈心迹：“这个影片不只是看了我个人，其实是看了我们中国的一个象征。看到了过去，看到了现在，还看到了我们未来将要走的路。我们中国走向世界，更要在文化方面走向世界。我们中华子孙，不能妄自菲薄，希望大家再往前走，使我们中国梦得到世界认可。”

　　在让他一炮而红的综艺节目《朗读者》上，他信誓旦旦说出一个“小目标”：百岁之前译完《莎士比亚全集》。

　　“您翻译完了吗？”面对我们的好奇，他不屑地摆摆手，“不翻了，经典的都翻过了，剩下的都没意思，我不喜欢。莎士比亚也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好。”

　　突然，他话锋一转，直起了身子：“我在做更重要的事，写一部自传《百年梦》。莎士比亚我不翻也有人翻，但这个书我不写就没人能写了。”紧接着又补充道：“我这一百年跟中国共产党是同一百年，这一百年一个知识分子是怎样走过来的，如果我走了，就没人能写这个历史了。”

　　他兴致勃勃地向我们透露了已经写好的第一章内容，那是回忆母亲的。他人生记忆的第一幕，是母亲离去的那刻——母亲卧在房门后的一张竹床上，父亲抱着年仅3岁的他，哭泣不止……

　　他的母亲是江西南昌唯一的女子职业学校的学生，是中国第一代受到新式教育的女性。在遗物中，他发现了母亲画的花鸟、写的作文。母亲笔下的花木鸟兽给了他关于“美”最早的启蒙，“她的作文题目更是大的不得了——《论项羽与拿坡仑》！这对中外历史都得有了解才写得出啊！”这些美、恢宏和由此带来的震撼，在他心中足足激荡了百年。

　　作文题目里的“拿坡仑”(即拿破仑)又将他的思绪带回到翻译上，三句话不离本行。“拿破仑有一句名言‘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你们说怎么翻？”

　　我们面面相觑，答不出来。

　　Able“能够”，ere是古英语意为“之前”，Elba即厄尔巴岛，拿破仑被流放之地，Able倒过来正是Elba。

　　“你说妙不妙？这太有乐趣了！”当年在北大课堂上，他也拿这句考学生。有人译“不到黄河心不死”，有人译“不见棺材不落泪”，他哈哈大笑：“不到俄岛我不倒！”大家拍手叫绝。拿破仑的霸气和回文诗的妙趣，“一句两得”。

　　“中国文化是博大精深、独一无二的，我们正在走向复兴，一定要知道自己民族文化的价值，要有自己的文化脊梁。”

　　兴之所至，他哼唱起7岁时学会的一首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是我们小学的校歌，直到现在我还会唱。共产主义就是世界大同，现在讲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提法很好的，是一种进步。我写《百年梦》，不仅是记录下来我们这一代如何一路走来，对你们更有用处，要看清楚前行的方向……”

　　所以，已近一百岁的他，仍伏在那张小书桌前，认真地写下每一个字。

　　在他新出版的《西南联大求学日记》封面上，印着“生命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你要使你过的每一天，都值得记忆。”

　　采访结束时，许老家中的传真机上，收到一封手书——

　　渊冲兄，你今年整百岁，我也达到九十九岁。不容易啊！

　　如有庆百岁佳作，请示知。

　　弟振宁

　　百年如梦。他用澎湃的激情、美丽的文字驾起一叶扁舟，载我们穿越于东西方文明之海，采撷文学的奇珍异宝，从一花一叶中看到大千世界。

　　“‘庄生晓梦迷蝴蝶’，庄生不知道自己是蝴蝶，还是蝴蝶是庄生……我的人生观就是如此，把诗变成了人，人变成了诗。”

　　他挥洒着诗意，走过百岁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