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春，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武汉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纷纷拿出实际行动为武汉加油。有文史爱好者发现，“武汉加油”四个字背后有一种历史的巧合。根据民间的说法，“加油”二字的来历，与清代嘉庆年间一位叫张瑛的贵州官员有关。张瑛退职还乡后，每晚背着油篓子走在贵州安龙的街巷，看到哪家有书生点灯读书，就从油篓子里舀上两勺菜油，加在油灯里，鼓励书生用功读书。张瑛就是张之洞的父亲，而张之洞后来被誉为“武汉城市之父”。

　　“加油”这段掌故的真伪有待考证，但是张之洞对武汉的贡献却是名载史册。1889年，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任湖广总督的十多年里，他在武汉三镇大兴实业、修建铁路、建造工厂、发展教育事业。他所做出的政绩，时至今日仍影响着武汉。比如，他当年创办的自强学堂，便是武汉大学的前身。

　　1907年夏，张之洞奉旨进京。这一年，他已经71岁了。张之洞回北京后，府邸安置在地安门外的白米斜街。

　　一百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那座深宅大院，历经沧桑，多次更换主人。如今，它又是什么模样？

　　当年故居为中西合璧

　　白米斜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南至地安门西大街。出斜街西南口就是什刹海荷花市场，对面是北海公园北门。从白米斜街东口走入，来到11号门前，广亮大门前的上马石、八字门墙以及大门对面矗立着的高大影壁，昭示着昔日院落主人的身份和地位。这便是当年张之洞从武汉回北京后的府邸，它东头的7号院当时则是张之洞的私家花园。如今，这两大院落间有门相通，有路相连，而且还设有旁门直通什刹海岸边。

　　当年旧宅规模如何？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贾珺在《北京私家园林志》(2009年出版)一书中，描述了张之洞旧宅的整体格局：“宅园格局宽敞，横跨四路院落，中路是住宅主院所在，设有四进院子，各有正房和东西厢房；东路院辟有花园，大门位于东南角，院中堆有一座假山，山上建有凉亭，山下曾经挖有一片很小的水池，旁边种植着繁盛的松柏花草……”读罢这些文字，不难感受到张之洞旧宅的“深”和“大”。不过，故居总体结构虽承袭了老北京四合院风格，但细究其建筑，却发现它与传统的四合院略有不同。特别是在院落北边所建的观景楼(也称之为“绣楼”)，透露出不一样的风情。

　　有文字记载，1907年，张之洞从湖北奉旨入京，位于白米斜街的私邸并非新置，且略显陈旧。于是湖北善后总局专门拨款两万两白银，对该宅院进行了彻底修缮，并新建了砖木结构的二层观景楼。观景楼是前廊后厦的结构，在楼上可远眺地安门内的皇城，也可观赏眼前的荷花绿柳以及钟楼鼓楼。从修缮旧宅的思路和结果，依稀能感受到“洋务运动”的余温：中西合璧，花园洋楼。

　　彼时的张之洞，颇有声望，他在这座深宅大院里，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两年。1909年，张之洞病重，摄政王载沣还坐官轿至白米斜街来探望张之洞。只不过，此时的清廷，已经是风雨飘摇。张之洞去世后不久，清朝也走到了尽头。这座宅院，也跟随时代的跌宕起伏，变换了诸多主人。

　　在百年变迁中，这座旧宅，如今已是面目全非。中路、东路以及西路的诸多建筑和格局早已不存，当年旧宅里花园、假山、凉亭都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因地制宜建起的民居。

　　观景楼保存还算完整，只是已变成普通居民在此合居，住户们安装了铝合金门窗，为扩大室内居住面积，居民还将观景楼的“外廊后厦”合并到“房间”之内。笔者曾经在走访中发现，二楼玻璃窗上还贴着大红喜字。虽说洞房花烛，龙凤吉祥，但已被“毁容”后的观景楼，却是风姿黯然，老态龙钟。由于该院落并未被列入任何文物保护单位之列，所以也不具有任何“身份”的标识，旧居的保护状况堪忧。

　　冯友兰一家曾住在张氏旧宅

　　上世纪30年代初，日本加快侵略中国。清华大学教授、哲学家冯友兰夫妇想在城里买处房子，以备不时之需。时任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徐旭生告诉冯友兰，张之洞家后人急于出售祖上部分房产(旧宅的中路院落)。于是徐旭生便从中搭桥，介绍两家洽谈，双方很顺利地成交。

　　由于冯友兰与徐旭升有同乡之谊，所以在房子修缮一新之后，冯友兰就请徐旭升、常维均两家先搬过去住，冯家依旧住在清华园。很多年以后，徐旭升的儿子徐恒回忆说：“我们成了张之洞后人卖房以后白米斜街3号(当时的门牌号)的第一批住户。”(徐恒的《日寇统治时期的白米斜街3号》，发表于《百年潮》2004年第1期)

　　1937年，日本人全面侵略中国，冯友兰携全家从清华园搬至白米斜街。同时来住的还有冯友兰的堂妹冯兰和妹夫张岱年(著名哲学家)，再加上老友徐旭生、常维钧等，小院人气十足。冯友兰女儿、著名作家宗璞就是在这个小院里长大。

　　徐恒在《日寇统治时期的白米斜街3号》一文中提到，随着清华的南迁，大概一年多之后，冯家全家离开北平，临行前把白米斜街3号的房子托付给徐恒的母亲。此后不久，小院有了新的邻居，他们就是李戏渔以及李霁野等人。李戏渔住在垂花门外南屋，当时他在辅仁大学任教，曾多年随冯友兰一起工作。翻译家李霁野夫妇，他们住在正院内。李霁野是应辅仁大学英语系之聘从天津搬来的，他那时刚结婚不久，夫人已经怀孕。后来，伴随着李家两个男孩的接连降生，院子里又有了新气象。

　　李霁野当年曾受鲁迅先生资助入燕京大学学习，也是鲁迅的得力助手和学生。正因如此，有两位特殊的客人，每月都会按时到李霁野家领取生活费，那就鲁迅的母亲和原配夫人朱安。原来自鲁迅前往上海后，周老夫人与朱安一起在北京生活。老人每月的生活费，都是鲁迅从上海邮寄。鲁迅逝世之后，许广平仍旧坚持为其母汇款。许广平从上海寄到李霁野处，她们再从李先生处取回去。

　　抗战胜利后，很多从北平南下的学者教授返回北平。1946年夏，冯友兰一家也从昆明回到了白米斜街的家。此后不久，他们的前院多了一家住户，那就是闻一多夫人高孝真。

　　根据宗璞的回忆，闻一多被暗杀后，冯友兰就邀请闻太太和孩子们搬到白米斜街来住，在冯友兰夫人的热心帮助下，闻家孤儿寡母与冯友兰家住前后院，成为邻居。需要特别提出的是，闻家老小搬过来住完全是冯家的情谊，并不收一分钱房租。

　　当时，闻一多的侄辈黎智(闻立志，抗战期间在重庆南方局做青年工作，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任武汉市委书记等职)来到北平，其夫人魏克根据中共的指示，从事上层人士家眷的统战工作。黎智把“据点”定在白米斜街3号，这里也成为进步青年去晋察冀解放区的中转站。

　　专家呼吁加强旧居保护

　　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以极低的价格将他在白米斜街的院落出售。后来，国家将这部分院落分配给石油部做机关宿舍。笔者多年前探访小院时，从小就跟父母住在这里的居民杨建伟回忆说：“院内设置了锅炉房，房间里有暖气，大门口设有收发室。1976年地震之后，院子搬进来的住户逐渐多了，大门自敞开之后，门下的大门槛也不知了去向。”

　　张之洞旧宅其他院落的命运也颇为坎坷。这与张氏后人有莫大关系。张之洞的一个儿子张仁乐，字燕卿，上世纪30年代曾任“伪满”实业部总长等职务。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燕卿因投敌“伪满”被国民政府判刑，张之洞故居的左院、右院及前院成为国民党要员的私宅。

　　1949年之后，该处房产被作为“敌伪财产”予以查封。上世纪50年代，我国著名围棋手过惕生在北京拜见国家副主席李济深，提出筹建新中国围棋组织的建议。李济深对此深表赞同，旋即向周恩来总理呈交了报告并得到批复。当时，过惕生负责具体落实棋社选址筹备工作。经过多地走访，最终看中了位于前海南沿3号院的二层小楼(非张之洞故居的观景楼，当时为张之洞家的祠堂)。在接洽后得知，这个院子是被查封的“敌伪财产”，有关部门表示不能启封。后来，经大家的努力，最终得到特别批准。从此，张之洞的祠堂成为“北京棋艺研究社”诞生地。当时“北京棋艺研究社”俗称什刹海棋社，棋社中的“老会计”就是张之洞的儿媳龚安惠(张仁乐的夫人)。我国著名围棋大师聂卫平，童年时学棋就是在这里起步的。什刹海棋社后来搬出“祠堂”，如今这里也是大杂院。

　　故居的其他建筑变化也很大。上世纪60年代曾在白米斜街居住的居民陆元回忆，7号院(当年的张家花园)曾是石油部幼儿园，后来就逐渐成了大杂院。小时候他在院中见到有假山、凉亭、石桌、石凳等，地面是石子镶嵌成图案的甬路，路旁是繁花茂草、古柏高松。上世纪70年代，假山被推平，凉亭被推倒，花木被铲除，建起了民居平房。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故居西路临时建有地震棚，地震之后，人们将地震棚改建成红砖房，后来各家各户又安装了小院门，形成了今日“院中院”的格局。

　　笔者在探访故居时，由于故居内建筑布局杂乱，走在“迷宫”般的小路中，多次迷失方向。著名地理学家侯仁之在生前曾提到，张之洞故居是乾隆年间便已存在的老宅，对于研究老北京四合院建筑，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如今的张之洞故居，位于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范围内，受保护区内整体性的保护，但并没有得到有针对性的重视与保护。有专家呼吁尽快建起张之洞纪念馆，并借此将这座老四合院一并保护起来，能起到一举多得的作用。

　　▌吴雅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