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醇亲王奕譞之孙溥仕口述：贝勒府里过大年
口述｜溥仕（清醇亲王奕譞之孙、载涛之子）
采访整理｜高芳
20 世纪20 年代，北京街头买年货的人们
我是1940年生人，我小的时候，早已不是清朝那个时代了，但是过年还影影绰绰有当年的影子。
从一进入腊月开始，全家人的精气神就跟平时不一样了，都很兴奋，尤其是我们小孩儿，都盼着穿新衣、换新鞋，小姑娘能扎个红头绳就美得不得了。
到了腊月初八这天，腊八粥是必不可少的。粥是家里的厨师熬，但剥干果是老太太（即我爸爸的嫡福晋姜婉贞，我管她叫“奶奶”。我们满族人管妈叫“奶奶”，管奶奶叫“太太”。我管我的亲生母亲金笑兰叫“娘”，管我的保姆叫“妈”）领着家里人一块儿做。全家一大早就开始忙合，各种各样的干果剥完以后洗好送到厨房。吃粥前，先要把粥送祠堂院。那时候我们家在北京的山老胡同，有一百多间房子。祠堂院规模不大，三间小北屋，四周围种以松树。祠堂里挂佛像，逢年过节和祖先的祭日、生日则把祖先的像挂起来，平时放在一个长条樟木盒里，用丝绸包着。腊八这天也挂上祖先的像，把粥送到祖先那儿，跟随我爸爸多年的一个老太监贾老爷敲罄，全家人磕头。磕完头以后再吃饭，最后是喝粥。
从这天以后，就开始紧紧张张准备过年。我爸爸曾被慈禧太后先后过继给谟贝子和钟端郡王奕詥，他继承了钟端郡王的庄园，所以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就有人给我们家送农产品。40年代以后，虽然没以前多了，但每年还都给送。那会儿没有冰箱，天气比现在要冷，过年前要蒸好多馒头，炖好多肉，拿缸似的容器放起来。我们家几十口人，加上仆人，一共百口子人，一做饭简直热闹极了。
老北京春节庙会
到了腊月二十三，我爸爸亲自带领全家搞扫除。除了老太太有哮喘病到我住的屋里躲着外，大家全体出动，哪儿都得扫干净了。然后家里的小伙子们像我的哥哥、我的大侄子们就出去买鞭炮。那时候也就是二踢脚、鞭，没有什么新鲜东西，有时候他们给我带回点儿“耗子屎”，还有“炮打灯”，没有现在的花好看。
等都准备好了，就到了除夕。这一天，贾老爷早把祠堂里里外外弄得干干净净，挂上了祖先的像。我们祖先是努尔哈赤，可是这一天并不挂他，挂的是我的爷爷、醇亲王奕譞和我的奶奶刘佳氏。供品是水果、年糕，年糕上插着福禄寿禧的红绒花。晚上吃饭前，我爸爸带着全家，贾老爷打罄，按辈分轮流磕头。磕完头，老太太打头儿走，我两个嫂子（我叫“姐姐”，二姐和五姐）搀着老太太，大家一条长龙似地穿过廊子回到她的房间，边陪着说话边等着除夕的年夜饭。
年夜饭摆仨圆桌，第一桌坐男士，第二桌坐女士，第三桌是老太太带着我们一群小孩儿吃。年夜饭有什么呢？有大碗的炖肉：炖猪肉、炖羊肉、炖牛肉；有蒸好的馒头，点上红点；小菜有自己做的芥末墩、芥菜等等。芥菜又酸又甜又辣，喝那个水凉凉的，特别舒服，现在吃不着了。有一天我在稻香村买芥菜丝，回来一尝，还真有点像过去的那个味儿。
有时候，阿拉善的姐夫达理札雅会给我们带来一只黄羊，除夕夜的炖羊肉就是炖黄羊肉了，拿阿拉善的特产发菜炖。喝的酒，我爸爸最喜欢的是衡水老白干，用橘子皮泡酒，颜色淡黄、透亮，一股清香味。边吃饭边说话，一顿饭时间很长。我们跟着老太太一桌，每个小孩儿的身后都有保姆，我的保姆是老文妈，我叫她“妈”。吃饭的规矩大了，虽说吃年夜饭，也不能想吃什么吃什么。老太太先盛，等老太太发话“你们都吃吧”，我们答一声“嗻”，保姆才开始分别给我们盛。不能盛多了，几块儿肉，搁点儿肉汤，保姆给我们掰开馒头吃，转眼一直吃到厨房端来饺子。
从年夜饭开始一直到正月初五都是吃饺子。大年三十吃的是素馅儿饺子，老倭瓜馅儿，里面有南瓜、香菜、炸食，搁胡椒面、搁盐。早先不讲究搁味精，也没味精，日本侵华后有了味之素，拿来撒点儿调味。饺子端上来之前，先由厨师们放到祠堂上供。吃完饺子，各回各的屋，等到一定的时候，差不多七八点钟，大家就都奔老太太和我爸爸这屋去了，给他们磕头。那会儿我们家每个房间一进门的八仙桌条案上都有一个如意，有木的，有镶玉的。先捧着如意送上去——“祝您吉祥如意”，再退下来，三跪九叩。如意敬过，再由仆从传给下一个。先是我的哥哥、嫂子们，然后我，再是我侄子、侄女……磕完以后，大家都上院子里。院子里早铺满了芝麻秸，也是庄园里专门送的。干嘛用呢？“踩碎”。就是把芝麻秸踩碎，取“辞旧岁”之意。我们小孩儿这时候最高兴了，满处瞎跑，“嘎吱、嘎吱”，一边踩，一边跳，一边嚷嚷，大人在周围廊子上看着我们出洋相。大家都笑着，气氛相当温馨。
踩完碎，扫出一块地儿来，小伙子们就开始放鞭炮，直到差不多到接神的时候了，我爸爸和老太太又带着我们上祠堂院。这会儿供桌上有年糕，有水果，有厨房准备的素馅饺子，都放在那儿，我们又朝着祖先三跪九叩，磕得晕头转向。磕完以后回来，就已经很晚了。
放完鞭炮，磕完头，还有一个仪式，叫“顺星”。小铜酒杯似的容器，里面放上油，粉红色的纸捻成捻插在里面点上，就跟小油灯似的。不是过一年长一岁嘛，我爸爸60岁，就点60个，我奶奶59岁，点59个，在一长条桌上摆好，大家一边看，一边笑，一边说，晚辈还给长辈磕头，表示祝贺，意思是，“您又增了一岁，这是我们的福分”。这是过年的一个高潮。
我们家是绝对不许赌博的，但是除夕夜可以玩儿。不是玩儿钱，用象牙的小细条，输的赢的都是象牙条。小孩子们则跑来跑去，拿着纸灯笼各屋串，还没放完鞭炮的接着放，有的身体不好回屋睡觉，身体好的陪着老太太在炕桌旁玩麻将牌。那会儿也没有别的文艺活动，就这么守夜，守得差不多了就都睡觉了。
正月初一早晨，大家伙儿都喜气洋洋的。女孩子们涂脂抹粉，像我这样大的小男孩，眉心点个红点儿，跟个大馒头似的。新衣服、新鞋，都得是新的，女眷们则要穿旗袍，外面可以穿件呢子大衣。头上戴什么呢？拿铁丝弯的红绒花，有禧字花、福字花、寿字花，还有各种花瓣状的，也不多插，就一个。因为平时不戴花，这一戴就显得特别好看。
大年初一，先给我爸爸和我奶奶磕头，磕完头以后，赏我们荷包。荷包是我们满人特有的，有绣花儿的，有绣鸳鸯的，有绣蝴蝶的，里面放几个小银元宝，都是上前门的银店、金店特意打的，擦得倍儿亮，好玩极了。磕完头赏我们一个荷包，我们就把荷包系在腰间高兴地跑了。磕头要好长时间，家里的人磕完了，几十位仆人也要一块儿拜年，“给老爷、太太拜年”，他们磕三个就可以了。“快起来吧，快起来吧，你们辛苦了，这一年也不容易”，然后撒好多小银币，大家伙儿就抢。
到了初三这天，吃饺子变成了吃馄饨。我们家吃馄饨很奇怪，把饺子一弯捏成圆的，就叫馄饨。汤碗里放有煮好的粉丝、馄饨，一旁有紫菜、虾皮、冬菜，吃的时候自己用大勺子把馄饨捞到碗里，拿筷子夹点儿粉丝，搁点儿佐料，有酱油、醋、香油，这就是吃馄饨。
初三吃馄饨，也离不开早已炖好的、拿大盆大锅盛的炖肉。还是那几样肉，还是那几个凉菜。有时候炖肉不加热，吃点儿肉冻也挺香的。
吃了这么多天的饺子，有什么馅儿呢？一个是刚说的素馅儿，另外还有猪肉白菜、羊肉白菜，还有烤鸭肉切碎了搁豆芽菜，味道相当鲜美。干嘛老吃饺子呢？我们满族人不叫饺子，叫煮饽饽。满族在关外的时候就有八旗“上马当兵，下马当农”的说法。一旦当了兵就不知道死活了，所以，拿着武器上马前，家里人给做的最后一顿饭一定是煮饽饽，寓意平安、团圆。过年这几天煮饽饽，就是盼着永远的团圆。
1961 年春节，溥仪（中坐者左三）在七叔载涛（中坐者左四）家中
初五以前我们家都不出去，初五以后，亲朋好友之间开始拜年。拜年很简单，不像现在非得拿着礼物，就是请安磕头、喝水，问寒问暖，完了就走。我爸爸会带着我们去北府给我五伯父载沣也就是溥仪的爸爸拜年。那会儿溥仪还在东北。我五伯父、六伯父和我爸爸是同父同母的亲哥儿仨，跟光绪皇帝是同父异母。光绪皇帝的爸爸是醇亲王，母亲是慈禧的妹妹。这哥儿仨，父亲是醇亲王，母亲是刘佳氏。哥儿仨中就只有我爸爸能说会道，那哥儿俩都差一些，尤其是我五伯父，说话不利落，我爸爸给他拜年，我们几个小字辈的给他磕头，他只是“嗯，嗯，起来吧”。拜完年，我四哥溥任就领着我们去花园（现在的宋庆龄故居）玩，玩上半天就坐车回家了。
我爸爸还给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拜年。康有为为什么能够躲过一劫？是光绪皇帝给他透的信儿，说“你快跑，要不跑也要惨遭毒手了”。所以，康同璧老人对我爸爸简直喜爱得不得了。她住十条口那儿，只要做好吃的，就会一个电话打过来：“七弟，你来。”我爸让我管她叫“姑姑”。她家有一盆太平花，据她说，是光绪皇帝送给康有为的。每年太平花开花，她都会打电话，我爸爸就去了。
另外还给慈禧太后身边的女官裕容龄拜年。她跟我们家来往很密切，我也管她叫“姑姑”。除此之外，我还陪着我爸爸去过东单总布胡同的李济深家，他是我爸爸的至交。有时候京剧界的人士也来家给我爸爸拜年，像梅兰芳。所以正月里光拜年就够我爸爸忙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他参加了工作，正月初一人民大会堂有团拜会，晚上全国政协有联欢会，我都多次跟着，又吃又玩。有时候赶上周总理也去，见到总理我觉得挺光荣的。那会儿好像中央领导也没有特别严密的警卫，经常能见到中央首长，觉得他们很亲切。一直到1966年为止，我始终生活在那种很温馨的环境里。
到了正月十五，年总算结束了。这一天照例吃元宵。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比平时多碗元宵，并且也吃不了几个。可是整个氛围很好，尤其是平时大家族里有的不怎么往来，借这个机会可以增加一点家庭的气氛，彼此沟通一下，一起期望来年团团圆圆、和和美美。
直至现在，每当春节，让我回味、感慨的还是儿时过年的情景。这样的年，后来再也没有了。
原刊于《纵横》2016年第2期
中国文史出版社旗下《纵横》杂志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