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系社会泸沽湖的父亲是什么地位？
作者：陈刚
编辑：鹏飞
2020 0401
母系部落里的父亲是个“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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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系部落的地理坐标——中国泸沽湖
在中国滇川交界处的泸沽湖一带，居住着的四万多摩梭人，他们都没有法定的“族”，只有母系氏族的称谓。他们男不娶，女不嫁，实行“走婚”婚姻方式。走婚，就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男到女家的花楼里过夜。次日凌晨，再返回自己母亲的家中，然后开始一天的劳动生产。
母系部落里的男子
我在泸沽湖考察时发现，这种走婚属于晨离暮合的形式。感觉繁衍生息和劳动生产两头都不误事。也是当今社会无处难觅的一个特殊“民族”。
历来，母系家庭就是以母亲、祖母、老祖母为中心的家庭结构。没有父亲、叔叔、大爷、爷爷、奶奶、姑姑、侄儿、侄女及妯娌等“父系”方面的称呼。也就是说母系家庭里没有一个“外人”。因此，家庭中几乎没有矛盾，非常和谐安宁。
母系部落里的祖母
在我的观察中，发现这种形态下的家庭，也属于“半母系氏族状态”。前段时间，又有一个汉族女子说：“生我的，和我生的，是我最亲的人。”我一听，这话不是明显的“母系思维”嘛！大家都知道汉族女子都有住娘家的习惯，汉族人也有住姥姥家的习惯，这种“习惯”是最高级别的享受。这也是“母系”的一种社会形态。还有，母亲到闺女家也可以常住，也可以短住，都没有矛盾。反过来，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姥姥，其实就是母系家庭里的“老祖母”。
在关注泸我沽湖母系氏族社会的二十多年里，发现那里没有小偷、流氓、暴力和刑事犯罪。边远的村寨里，依然保持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传统美德。社会一片祥和安宁。
人类早期社会，本来都是母系家庭结构。后来有些地方渐渐地发生了部落与部落的冲突，部落里的男性力量大，为了保护母亲和其他姐妹，打仗更为勇敢。所以，社会形态和家庭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也就是变成了今天的“父系社会”。而泸沽湖的摩梭人却保留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生活形态。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政策变化，泸沽湖也开发了对外旅游经济项目。那么，新的文明进来以后，就自然而然影响了摩梭人的原始生活方式。比如说有的摩梭人家开了家庭旅游之后，家中的男人就成了体力劳动的骨干力量了。在夜间走婚方面就变弱了，甚至路程比较远的地方，干脆就无法走婚了。这样一来，有的家庭的男性就将自己的阿夏（情人）接回家中，第一便于走婚，第二阿夏还能帮着做一些营生。
母系家庭生活
相反，有的女性开了家庭旅游的，家中男性劳力少，或没有男劳力的，也把男阿夏留下来长期走婚和帮着家中干活儿。这样的社会形态，在泸沽湖的母系氏族家庭里是很不自在的生活方式。但在经济社会的冲击下，有时就把传统的生活方式瓦解掉了，甚至把人的本性的一面都扭曲了。继而就形成了家庭和社会的矛盾冲突，经济利益的冲突。母系部落原先的本质不是这样的，但今天有些地方却变成这样了。
另外，还有一些通过考了大学或其他什么关系走出母系部落，到了异地他乡，参加了工作，有的当了国家干部，这样他们就失去了“走婚的环境”。在异地，摩梭人与摩梭人还可以走婚，但要与别的民族生活，只能结婚。这又是一方面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
母系氏族社会一角
我们如果深层次地研究人类社会变迁，目前存在的母系氏族社会是很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最重要的是母系氏族社会的自然安宁与和平，甚至没有“公检法”机构的需要。
父亲，在母系氏族家庭里，因为没有义务承担“妻子和孩子”的生活责任，所以他就是一个“外人”。但男性要承担自己母亲、姐妹、外甥的生活责任。摩梭孩子说：“天上玉皇最大，地上舅舅最大。”这充分表明了男性是母亲、姐妹和外甥当中最亲的亲人，也是实实在在的“家人”。而不是“外人”。
其实，任何一个民族也脱离不了“母系”的影子。我发现，好多汉族家庭里小姑子与嫂子的关系就不太行。婆媳的关系也有不太好相处的。按照这种形态与母系家庭形态的对比，那就是说其他民族取回了的媳妇，也同母系部落的“父亲”一样——也是“外人”。
绿色农田里的母系庄园
从逻辑上讲，符合生我的，和我生的，是我最亲的人。
也符合另一句俗话：“硬死做官的老子，也不死叫街的娘”。这又解读了女性常说的一句话：“孩子是我身上掉下的一块肉，我能不亲吗？”这是最忠实的母系思维说法。
由此看来，母系的强大呵护才是真正高贵生命的良好延续！
人类如此，动物也如此。
陈刚 著 《走进中国最后的母系部落》
1998年腊月，作者陈刚在母系部落考察时的留影
陈刚 1968年出生于内蒙古达茂旗，1992年开始“独步中国”，毕业于内蒙古大学文学创作研究班，文学创作副高职称，国家二级创作，现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作家协会主席，内蒙古独步中国第一人。
到目前“独步中国”28年，走过祖国28个省市自治区。其中，1998年与2005年先后两次考察泸沽湖母系部落。徒步行程8万里，穿坏80双旅游鞋，出版书籍6部，举办摄影展6次，手拉骆驼重走万里茶道5次，攀登珠峰1次，创下走遍中国“四个极点”的记录，发表生态文化等主题演讲100多场，救助贫困学生20多名。
获得国家级摄影奖4次，省级文学一等奖1次，市级文学一等奖2次，省级公益事业金牌奖1次。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8000多家各类媒体对其作了广泛的宣传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