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黑龙江古为肃慎地，天之毓秀钟于白山黑水，育化出无数奇珍异宝。有大自然的蕴藏，有动物植物，也有凝结土著民族聪明智慧的手工制品。自古以来，这些珍宝作为贡品，用于商品交换，源源不断送往京师和中原内地。其历史可上溯至四千年前帝舜有虞氏华夏部落大联盟时期。由此，生活在东北极边的肃慎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一条横穿东北大地的古道也开始现身，它就是“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径启九道”之一的肃慎道。穹顶之下，满载的牛车、爬犁，从外兴安林岭，从石勒喀河、额尔古纳河汇合口的黑龙江之源，从日本海、鞑靼海海岸和库叶岛，从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缓缓地汇集、移动。贡品中最负盛名者，有楛矢石砮、率宾之马、海东青、东珠、人参、貂皮和鲟鳇鱼等数种。

一 、楛矢石砮

最早列入中华名典的贡物，是肃慎人制作的楛矢石砮。这是一种用木化石做箭镞，用楛木做箭杆，取自天然，木石契合，并融入满族先民的聪明和智慧。在以采集、渔猎为生活方式的远古时代，楛矢石砮可以威慑天下，兼以制作精巧，渐渐演变成中原人心仪之物。最早的史载，见于《竹书纪年·五帝篇》：帝舜有虞氏“二十五年（公元前2249年），息慎氏来朝，贡弓矢”。息慎与肃慎同义。

到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则发生一则脍炙人口的“肃慎氏之矢”的传奇故事，记载于《国语·鲁语下》和《史记·孔子世家》。乃云：“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故铭其栝曰‘肃慎氏之贡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分封诸陈。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氏之贡，君若使有司求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椟，如之。” 先哲孔子通晓天下至理，极少言物，楛矢石砮是唯一例外。从此，楛矢石砮愈加光芒四射，并成为为肃慎，乃至东北古代文明的象征。

楛矢石砮被古人津津乐道不绝于书。《辽东志》记：“江(黑龙江)口有石，名木化石，坚利，可锉矢镞，土人宝之。”《大明一统志》记：“黑龙江口出，名水化石，坚利入铁，可锉矢镞，土人将取之，必先祈神。杨宾《柳边纪略》记：“楛长三、四寸，色黑或黄或微白，有文理，非铁非石，可以削铁，而每破于石。居人多得之虎儿哈河。相传肃慎氏矢以此为之。好事者藏之家，非斗粟、匹布不可得。楛矢，自肃慎氏至今，凡五贡中国。勿吉、室韦之俗，皆以此为兵器，或曰楛矢，或曰石镞，或曰楛砮，历代史传，言之娓娓。今余所见，直楛耳，无有所为镞与砮也，不知镞与砮，又何以为之也。”吴桭臣《宁古塔纪略》记：“近混同江，江中出石砮，相传松脂入水千年所化，有纹理如木质，绀碧色，坚过于铁。土人用以砺刃，名为‘昂威赫’，即古肃慎氏所贡楛矢石砮是也。予父携归，示诸亲友，王阮亭载之《池北偶谈》中。”

根据古人亲历者的描述，可知用于制作石砮之石，即被江河夹带沉落水底的木化石。它们深埋地下，又裸露地表，皆经历了底壳剧烈的震荡，成因可上溯自几亿年以前，其名贵、稀有堪比钻石。而带有虫洞、虫身的木化石，包含地球编年信息，用价值连城作比，已不足以形容它的身价了。由此推想，弓箭是古人常用之物，不可能都用木化石磨制，故古籍中亦常见“青石为簇”的记载。孔子见到的那支，带有名贵礼品的色彩，自是例外。在宁安市镜泊乡莺歌岭新石器时期遗址，出土的石镞式样有五种之多，并有明显的打磨、叶状带刃和凹槽等加工痕迹,这应当是古人日常狩猎所用那种。那么，用来制作箭杆的楛木，又是取自哪一树种呢？《说文解字》：“楛，木也。”《后汉书 • 孔融传》：“今辽左有楛木，状如荆，叶如榆也。”有形似神似者，即我们所熟知的桦木，确切说应当是灌木系的桦木，质密、理直、杆细。满语对楛矢、桦木的音译、表义，经常使用同一组汉字，亦可证也。古人多作渲染的，着墨集中于石砮，而不见箭杆有什么奇特,楛木当为最适合做箭杆的一种，同样并非惟一一种。

借助现代考古成果，我们也能象古人那样，一睹楛矢石砮的神韵。在黑龙江历史博物馆陈列中，有肃慎人后裔挹娄人的“一束箭”——楛矢石砮，是1963年和1973年，对宁安市城东乡东康村原始社会遗址的两次挖掘中出土的。《四书 • 四夷传》记“挹娄人善射，发能入人目。”由于年代久远，桦树皮箭囊和楛矢石砮化石，已粘合一处，仍不啻为考古学的一个奇迹。如今参观者透过橱窗和它们面面相觑，仍然会体验到一种内心的撼动。

二、率宾之马

被《新唐书•渤海传》载入史册的域中名贵物产，写有“率宾之马”。“率宾”即“绥芬”谐音，今绥芬河右岸台地上的“大城子古城”（黑龙江省东宁县东宁镇大城子村），即唐代渤海国十五府之一的率宾府故址。今绥芬河、穆棱河流域，就是率宾之马产。乌苏里江支流穆棱河，金代穆棱河称暮棱水，明代在此地设毛怜卫，这一连串的听起来语调相近的地名，皆满语“马”的音译音转。

唐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山东平卢淄青节度使李正已曾“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旧唐书》卷124，李正已传）。说明“率宾之马”通过朝贡道运到山东登州。朝贡道年年兴旺，直到宋建隆中，仍有女真自海道趋登州贡马的记载。（杨宾《柳边纪略》：“宋建隆中，女直尝自其国至蓟州泛海至登州卖马”）到辽代契丹雄起于松漠，本不缺少马，但对率宾马和蒙古马仍强以为贡。《辽史·食货志》记载：辽太祖“厥后东丹国岁贡千匹，女直万匹，直不古等国万匹，阻卜及吾独婉、惕德各二万匹，西夏、室韦各三百匹，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诸部三百匹”，便足以证明。

明代女真建州、毛怜、海西等部每岁贡马已达一千五百匹。中原地区对包括“率宾之马”在内的东北物产的需求，催生了到明代则大兴马市，交易。杨宾《柳边纪略》说“又永乐三年，立开原马市（在开原南门外通女直交易）抚顺马市（在抚顺所通建州交易）广宁马市（在团山堡通朵颜、泰宁、福余三卫交易）成化十四年立庆云马市（在庆云堡通海西黑龙江交易）以布帛、粟米、杂货易之。”如此马市盛况，永乐四年（1406年），明廷在屈官屯（辽宁省开原城东）、广宁城(辽宁省北镇)的铁山(永乐十年迁至城北团山堡)广置马市。分别设马市官(开原有提督马市公署)﹐专司收买兀良哈和女真各卫马匹。成化十四年规定﹐开原马市每月初一至初五开市一次﹔广宁马市每月二次﹐分别为初一至初五﹑十六至二十。

追踪考察“率宾之马”的物种演变，令现代人扼腕叹息，不仅在绥芬河、穆棱河流域故土难觅踪影，而且早在明末清初，“率宾之马”就已销声匿迹了。杨宾《柳边纪略》说：“今柳条边内外绝不产马”，取而代之的是“能负重致远，不善驰骋，其良者亦复蹀躞”的高丽马，每岁往高丽庆源地方互市换马。上好关西马则产于蒙古，价亦倍于高丽。“或遇窝稽人，非十五、六貂不与一马也”。在现代生物遗传学中，“率宾之马”更是一个永久的悬案。

三、海东青

海东青生长在黑龙江入海口、乌苏里江以东，女真、赫哲土著民族所称“东海”（日本海、鞑靼海）、库页岛沿海一带（《吉林通志》：“五国部之东临大海，出名鹰，自海东来者谓之海东青”）。自辽、金以来，历代皇帝都对海东青情有独衷，以鹰坊官员“掌调养鹰鹘、海东青之类”。

古代称雄北方的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都是以骁勇著称的“马背上的民族”，畋猎是必不可少的威仪和生活内容。翻阅《二十四史》，可以发现辽、金、元历代捺钵、春水、幸、狩、泺诸多宏大场面，都以海东青为主要角色。海东青攻击天空中“人”字形鹅阵，乃能“旋风羊角而上，直入云际”，死咬头鹅不松口，令鹅阵大乱，七零八落地向地面林荫中逃避，暗藏的行猎者乘机纷纷出动，张弓齐射……。海东青以它神奇的速度（《宁古塔纪略》：“鹰第一等为海东青，能捉天鹅，一日能飞二千里。”），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诏令“缙山（北京市延庆县）、望云（河北省赤城县云州乡）速取径道建立海青站”；中统三年（1262年），忽必烈“敕燕京至济南置海青驿，凡八所”，表明海东青作为站赤标志，已传播到黄河流域和中原广大地区。

史辑关于海东青连篇累牍的文字，也激发出现代人的浓厚兴趣。人们急切地发问：现实生活中还有无海东青？如果有在哪儿才能见到？遗憾的是，对此所有考古学家、生物学家一概三缄其口。他们极不情愿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海东青作为自然界物种，极有可能已经灭绝……。倒是在网络媒体中，不时有发现海东青的好消息暴出，其实隼是一个庞大的家族，鹘也是另类，此举不过是现代人的一种情感宣泄罢了。

清·朗士宁《海东青捕天鹅图》

四、东珠

珍珠之一系——东珠，产自松花江干、支流水域，《宁古塔纪略》说：“宁古塔河内多蚌蛤，出东珠极多，重有二、三钱者。有粉红色，有天青色，有白色”。《吉林新志》称东珠“佳者则光彩晶莹，亦远胜南省之产物（南珠）”。在清代东珠岁岁入贡，是皇帝、皇后、嫔妃、阿哥和格格们的心仪之物。现存慈禧老照片中，她的那对著名的“金镶东珠耳环”，黄金丝托，每只并兑三珠，颗颗奇光异彩，乃为东珠家族稀世珍品。

采珠河口平日有卡伦驻守，“非奉旨不许人取，禁之极严”。而“奏请奉旨始行捕打”大幕揭开，松花江干、支流河谷人声鼎沸，历时数月之久。在河口采珠场面蔚为壮观，最多时出动打牲（满语采捕和狩猎）丁四千余人，其中分配到牡丹江、海兰河、小绥芬河一线的有六个莫因（小队），有骁骑校以下头目八名，打牲丁一百五十名。同时携带大船、威乎（又作快马子，满族民俗形式的独木舟）、铁锅、帐篷，“一应粮食、油盐、什物均由俸饷内备办”。

在河口采珠是蛮苦的差事。蚌蛤半插于河床沙土之中，并喜居湍急冰冷之潜流处。打牲丁在岸边立一木杆，用绳子连接，系于腰间，在水底以荡绳为联络信号。东珠因稀缺而珍罕，其经常是搜遍数河段不得一蚌，蚌满一铁锅不得一珠。打捞上来的蚌蛤当即在岸边用铁锅煮至半熟，弃其肉，留其壳，觅其珠，沸水翻滚，腥气萦绕。侥幸发现珠眼（重东珠），乃祖荫之幸事，即刻报官，并依等秩而得犒赏。一颗珠眼准抵五颗，额外多得一颗者，赏毛青布两疋。

东珠被送进京师内宫，专门设置了“珠轩”，即采珠组织，按其所属，凡上三旗（两黄旗及正白旗）之珠轩，其贡赋上交宫廷，由内务府都虞司考核、赏罚；凡下五旗之珠轩，其贡赋交诸王、贝勒、贝子、诸府，由内务府代管。

每当年初开江之后，即为采珠季节，由打牲总管、协领率各珠轩兵丁乘舟起航。据载，“每得一珠，实非易事”，往往“易数河不得一蚌，聚蚌盈舟不得一珠。”狂采滥捕使得黑龙江流域的东珠资源迅速萎缩，至雍正朝以后，虽“偶有所获，颗粒甚小，多不堪用。”即便如此，官方的采珠规模仍不断扩大，至乾隆三十三年（1767年），布特哈乌拉已有65个珠轩，每珠轩设打牲兵丁30名。

每年开江之后，由打牲乌拉总管率兵丁携带粮食乘舟起航，按预定路线分头采东珠。遇到水深处，用木杆插入水底，采者抱杆而下。

五、人参

满语称人参为“奥尔厚达”，意为“百草之王”。《春秋纬》《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中华典籍对人参的记载，这种酷似人体形状的植物（《尔雅翼》：“人形皆具，能作儿啼”），几乎是可以使人长生不老的神药。东北地广人稀，森林覆盖，四季温差适宜人参生长。在民俗文化中，“棒槌姑娘”神话故事代代相传，天长日久，人参被赋予一种超然灵性。其身价自然不俗，在清代一颗上佳的野生人参，已不逊于同等重量的黄金。

《盛京参务档案史料》记载，最初由内廷独揽，至王公宗室亦各按旗分地，依等秩占据属于自己的“人参山”。按亲王、郡王、贝勒等分派。甲子乙丑已后乌喇、宁古塔一带采取已尽，八旗分地徒有空名，官私走山者，非东行数千里，入黑金、阿机界中或乌苏江外，不可得矣。后由内务府以“参票”、腰牌严格限制，那些受利益驱动私自进山采参者，将被治以重罪。有七、八万之数。杨宾《柳边纪略》记载：“凡走山刨参者，率五人而往，而推一人为长，号曰山头。”“其死于饥寒不得归者，盖不知凡几矣”。

刨夫（采参者）放山（集体进山采参）发现人参，第一件事是用两端栓铜钱的红线把人参住，以防人参隐身、遁形；随后要向“山头”报告消息，一问一答也。刨夫放山一般需要10个月左右的时间，除带足所需的粮食及生活用具外，还要备煮晒人参的银锅一口、铁锅一口。采到的人参当时就煮晒出来，连煮人参的水也制成参膏，一并成为贡品，每年多则4罐，少则1罐。

挖参时他们要先割除周围杂草，然后一面起土，一面用鹿骨针挑出人参的细小根须，确保每一根根须不损伤或折断，否则会“跑浆”，售价会大打折扣。参挖出后，必须要“封包子”，也就是用装有苔藓和原坑土的筒状树皮包好。

从这些规矩来看，除了冬季地面冰冻和秋冬季节人参在地面上无植株的情况下，全年其他时间都可以“放山”，而且3年生的“二荚子”也可以采，老少统统不留“活口”。于是很多野生人参还没有长到可以开花的年龄，或者开了花还没有结果，或者是果实未成熟来不及撒布，就已经被“放山”人从地下挖出来了。

在山上用树木搭起窝棚，晚上则燃起篝火以驱寒和自卫。还要用竹签一点点挖土，怕伤及人参的根须，待挖出之后，取树皮带一点土包好带回。按着生长年限分为四品叶、六品叶，以年头多的为贵。

参营俗称棒椎营。 林海之中。密林的缝隙间，不时闪露出一些草木搭就的棚架，撩开那些遮掩的草帘、地膜，里面长着绿叶的，一行行全是人参。园参面积已是一九六五年的三千三百多倍，终使人参“下凡”，走进千家万户。

六、貂皮

貂鼠之皮，古今皆名贵者也。《后汉书》载：“挹娄出好貂”。貂皮之上佳者，以紫黑毛平而理密者为贵，青色次之，多产于嫩江流域，和小兴安岭腹地。清代那里生活着索伦（鄂温克）布特哈（打牲）部落，有东布特哈（黑龙江省讷河县）、西布特哈（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东、西布特哈和墨尔根（黑龙江省嫩江县）鄂温克人和达斡尔人，以“打牲”（狩猎）为计，捕貂纳贡，成了他们的主业，故有“贡貂之所”之称，“无问官兵散户，身足5尺者，岁纳貂皮1张”。　

每年五月阳春，为“纳貂之期”，黑龙江将军衙门（齐齐哈尔市）门庭若市，“卓帐荒郊，皮张山积”。官员们择其质佳者，“头等貂皮，于脖项钤压图记”，“二等貂皮，于琵琶骨钤压图记”，“三等秋板貂皮，在腰节间钤压图记”，然后装箱加封，驰驿“赴京赍送”。顺治初年,因貂少,而且很难捕获,便转规折征处理,即可以东珠或猞狸,水獭,豹,虎等皮折征。

貂鼠穴居与松林土窟或树孔中。土人捕貂至巧，他们先找到貂鼠洞穴，然后点燃艾蒿生烟，缭绕入洞。貂忍受不住，窜出洞外，却恰好误入捕貂者安事先安放的绳套或口袋里，如此貂被活捉，皮毛完好无损。土人还把狗训练成捕貂能手，专门追捕洞外雪地上的貂鼠。狗用嘴噙住貂鼠时，懂得含蓄用力，交到主人手中必为活物。貂皮以紫黑而毛平又密的为最好，而虽然颜色为紫但毛不密，或者色发黄的次之。索伦部所贡貂皮，因“毛紫而皮大”，被视为上品。

七、鲟鳇鱼

鲟鳇鱼其大者，长可一、两丈，重逾1000斤至2000斤，称得上是江河“巨无霸”，在我国只有黑龙江、松花江水域才有。鲟鱼和鳇鱼是两种鱼，鳇鱼属鲟科，通常所说鲟鳇鱼，实乃指鳇鱼。据生物学家考证，鲟鳇鱼的真正故乡，是在遥远极地北冰洋，其物种起源可以溯自距今65—140万年前的白垩纪，那个时代还是恐龙主宰这个地球。

鲟鳇鱼从外形上并没有多少鱼的一般特征，“鼻如矜闟戟，头似戴兜鍪”（乾隆诗：《咏鲟鳇鱼》），脊背五行骨板犹为奇特，貌似科幻故事片中的机器动物，这些怪异特征，是它从远古进化的符号。由于洄游到内河产籽的习性，鲟鳇鱼才从日本海、达旦海溯水而上，到黑龙江、松花江作客，不小心被人类强索为“贡鲜”。《吉林通志》说“盛京之鱼，肥美甲天下，而鲟鳇尤奇”。

西清《黑龙江外记》说:“捕之之法:长绳系叉,叉鱼背，纵去,徐挽绳以从数里外。鱼倦少休,敲其鼻,鼻骨至脆,破则一身力竭。然后戮其腮使痛,自然一跃登岸,索伦尤擅能。”每年一到谷雨时节，为保持鲜活的鲟鳇鱼，要先将捕的鲟鳇鱼放进足够大的人工池塘，邻近江滨掘一深塘，引江水注入。通水道处，隔以木栅。及到立冬后挂冰驰送，如是在松花江两岸，就有了许多被称之为龙泉渚、巴延渚、长安渚、如意渚的“鳇鱼圈”。每个鳇鱼圈都建有官房一所，派官看守：时过境迁，在曲流式河漫滩的松花江河谷，不少带字样的地名，多为由“鳇鱼圈”演化而来。

当年入贡的鲟鳇鱼必从“鳇鱼圈”选出，而为保持它的鲜活，时令亦需候至入冬以后。这时要在鲟鳇鱼身上一遍又一遍地淋水，让它穿上一身“冰甲雪铠”，打牲丁称作“挂冰”。再饰以黄绫缎带，以四套大车（桃木香车）二十几辆，被骁骑校、领催、珠轩达、铺副十数人簇拥着，驰驿送往京师总管内务府。车马一路呼啸，昼夜兼程，第一辆车上猎猎作响、上书“贡”的杏黄锦旗，尤其惹眼。

打牲乌拉衙门对鲟鳇鱼勾沉如此严细，却亦难免疏漏。往日对鲟鳇鱼作诗比兴的乾隆皇帝，一次“大祀天坛”驾至北京正阳门外,在鱼市上看到叫卖的鲟鳇鱼竟然长达一丈二丈,胜似御膳房贡鲜许多，一怒之下，把第十三任衙门总管索柱革了职,降为翼领，直到乾隆火消，索柱才又接替第十五任衙门总管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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