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字沽有着悠久的历史，张建先生经过多年的调查、整理、研究，完成《口述津沽：民间语境下的丁字沽》三册。该书为《问津文库》“津沽文化研究集刊”之一种，是目前学界对于丁字沽历史文化最深入的挖掘。全书分为口述篇、日记篇、史料篇三部分，即日起本报连载其中的口述篇。为呈现口述人原生态的语言风格，在一些表述上遵从口语化。——编者

一、在早点铺做学徒

口述人：杨世均（1935年生人）

时间：2016年12月2日

原住址：丁字沽南大街一条王胡同2号

我爷爷那辈儿的事儿，我了解得不多，就听说他们是老哥儿仨。我爷爷行大，叫杨德元。二爷叫杨宝元，三爷家住北仓，不知叫嘛。听我妈妈念叨，说我爷爷当年在北京长辛店的小点心铺学徒，以后到了天津。先头儿在王庄赁的房子，我在那儿出生的，再后来落户丁字沽。到我父亲这辈儿，就他一个独生子，上边儿有俩姐姐，下边儿一个妹妹。我大姑妈在西南角住，二姑妈在吴嘴住，三姑妈在南大道豆腐房。

那前儿我们家穷极了，我父亲挑八股绳儿，去大胡同趸点小食品、水果嘛的，到王庄、郭辛庄、吴嘴那一带走街串巷。我妈妈给人家洗洗涮涮、缝缝补补，根本攒不了嘛钱。日伪时期，吃橡子面，又苦又涩，没法下咽，家里的孩子饿不死也得病死。我俩妹妹就因为口疮没钱治都死了，以后又死了一个兄弟，还送人一个，轮到我这辈儿就落一个姐姐、一个弟弟。

我十来岁时，经三姨父介绍，在侯家后鸟市附近的聚英楼下，一家私人早点铺里学徒。老早就得起来倒尿筲、生炉子，然后卖辣豆儿、卖小米粥，吃住都在那儿。顶到四九年初，国民党部队抓壮丁，要求每家必须出人，不出人就得出钱。干嘛呢？挖战壕。

当时城防内外五里地是“雷区”，他们又是伐树，又是拆房，弄得人心惶惶。我从饭馆直接就跟着我父亲还有三姨夫去了城西，再往前走就是习艺所。当时大批“逃反”的还没撤完呢，国民党兵让我们这些壮丁刨沟修掩体。记得那年特别冷，地冻得倍儿瓷实，一镐下去震得手发麻。那时枪炮声一阵比一阵紧，吓得我们到处乱躲。我趁着乱乎，混在“逃反”的人群里，一点点地从西马路，然后沿着南运河才回到侯家后我姨家。那会儿我妈妈嘴里一个劲儿念叨：“保佑我儿吧，千万别出事呀！”当时我们全家也都躲到这里，丁字沽的人都快跑净了。

再说，我回到早点铺，情况就不一样了。每天都有一帮一伙的国民党伤兵到这儿白吃白喝，不但分文不给还挺恶！掌柜的一看，干脆别干了，临近解放时就关张了。后来听说丁字沽的李广仁、郭宝安，还有不少人参加了国民党的保安旅，驻扎在望海楼附近。有意思的是，他们没打一枪就被解放军俘虏了。

二、丁字沽南头儿铺子多

口述人：杨世均（1935年生人）

时间：2016年12月2日

原住址：丁字沽南大街一条王胡同2号

丁字沽有俩脚行，北头儿脚行在北大街上有间门脸儿，由王金和主事。凡入股的都有“签儿”，有“签儿”的不一定都有车，有车又有“签儿”的，来了活儿优先。那前儿打北运河来的粮食都得在丁字沽上岸，一帮扛活的到码头把一包一包的粮食从船上卸下来，两个大槽子就得有二百来吨啊！然后再用大车拉到各粮栈，有的直接送到市里，脚行就吃拉脚的份子钱。王家自己也有大车店，完了活儿，车夫们就把大车赶到院子里，喂喂牲口，得弄得弄笼头，四周有一溜房子可以过夜。

丁字沽另一家大车店是韩家开的，在宋家胡同旁边，这家店大，因为南头儿的粮店多，像“公盛兴”“齐义兴”“玉龙祥”“祥欣永”“大兴店”。南头儿的脚行在南大街和北大街的当么间儿，徐家对过。那儿还是丁字沽的老公所，里面放着救火用的水机子、水筲，当街搭着凉棚，阔极了，平时没嘛事儿，那帮扛活的都在这儿聊大天儿。

粮店也都是大院子，里边全是一个一个的大粮囤和粮垛，每个粮店都有一个“叫斗”的。最有名的要数朱世清，“唱”起来那个好听啊。

你想想，南头儿粮店多、大车多、打零工的多，必然做小买卖的也多，一天到晚人来人往，可热闹啦！我随便说一下，你就能想象得出来。街口是孔家馃子铺，斜对过是李家小豆腐房，接着是韩家棺材铺，再往前是大饼馃子铺，然后就是林小辫儿的杂货铺，完了是“狗骨头”包子铺，挨着的是韩傻子元宵，接着是点心铺，店主可能姓肖。再下来是王聋子的锅巴，然后是郭瘸子的小药铺，宋家姑奶奶在他旁边住，往前走是孙大吉的杂货铺，嘛都卖。紧挨着的是杨家杂货铺，往前是周少谱的炸蚂蚱、炸卷圈儿，完了是乔老爷的馃子、馅饼、大饼，再接下来是马记烧饼，再有是小刚的包子铺。

从这儿往回走，说靠西这面：第一家是韩麻子香铺，卖搽脸油、梳头油、香粉、头绳儿、发卡嘛的。然后是高家切面铺，挨着的是韩家大车店，再往前是李家成衣铺，接着是周二爷的棺材铺，这棺材铺大。然后是王家小店，干嘛呢，住着几个拉胶皮的，还有碾子给人家加工粮食。前走就是脚行和老局所（天津解放以后归到大队），接着是王家和宋家，过娘娘庙胡同还有个老邢煤店，然后是“大兴店”（天津解放以后改为灯泡厂），挨着老石的水铺，往前是刘家糖房和李七的院子，李七扎的鸟笼子特别好。往前是王家杠房、李家理发所，再往前走是王家的地界儿（天津解放以后为纸盒厂），最南头是顾家茶摊，守着栅栏门。

三、老师傅总说，歇会儿吧，别累着！

口述人：杨世均（1935年生人）

时间：2016年12月2日

原住址：丁字沽南大街一条王胡同2号

丁字沽那几个大户的土地，在天津解放前夕已经卖得差不多了，五○年实行《土地改革法》时，地主余下的土地都分给了穷人，我父亲那几亩地原来是严家的，分给土地的老住户大多是过去做小买卖的、打八岔的、扛活的。时间不长，我父母就靠着这几亩地加入了互助组，几家合在一起算一组，地还属于自己的，就是打破界限，相互帮着种，过了段时间又推行初级社、高级社，我就到外地去了。

五二年我拿着会员证，到新红桥下坡儿的调配处登记找工作。我跟人家说，不挑地方，只要给饭吃就行。所以去过吴家窑，从那儿又去了中山门外，在新华工程部搬砖、递灰，当小工子。一年多以后让我学着和油灰，就是镶玻璃用来勾缝的材料。当时我们那个工地，是给棉纺二厂盖职工宿舍，也叫工人新村。因为我年龄太小，总怕人家不要我，就玩命干。老师傅总说，歇会儿吧，别累着！

五三年把我们转到第二建筑公司，那时就有建工委了，冬天集中到王串场参加培训。主题是“忠诚老实”教育，建筑公司嘛人都有，过去的把头、混混儿、土匪、国民党兵、拉胶皮的、扛大个的……成分比较复杂。那会儿我要求进步，当年就加入了共青团。五三年一开春就到天津大学参加教学楼的建设，原先那是大坑，填上以后，用钢砖垒成三层人字脊大坡顶楼房，现在那房子还好好的呢。那时我们工人都住席棚，一下雨就灌篓儿，可苦了！

五四年春天我去了河北保定的北河店、仓巨，在那给部队盖营房。五五年又转到北京的八里庄，参加北京师范学院的建设，一个工区二百多人。当时书记是山西大同的，我们都在工区住着，有时书记就支我出去，给他买些油盐酱醋嘛的，关系挺好。这期间，还安排我到北京的黑山附近参加了十几天的学习，那都是灰砖的老四合院儿，休息时就到后面爬黑山。

巧的是，那年还赶上过两次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游行检阅。一次是五一劳动节，另一次是国庆节。凌晨4点就开始集合，带队的嘱咐我们路过天安门时不能停步，一百三十人一个方队，打头儿的是钢铁工人。当我看见煤矿工人都戴着矿灯帽时，特别羡慕。正好五五年底号召大家支援重工业建设，我的一个好友周金瑞就报名了，他问我去不去，我说去啊！就找书记请示，书记一听，马上对我说：“你别去，工区还准备让你学电气焊呢，好几百人才选上你！”我还是坚持要去，书记就悄悄跟我说：“你要去也行，就去大同煤矿，那儿的瓦斯少。”归齐我就去了大同煤矿。

四、丁字沽大队一共六个小队

口述人：杨世均（1935年生人）

时间：2016年12月2日

原住址：丁字沽南大街一条王胡同2号

刚去大同煤矿时，都是自己报工种，人家都报焊工啊、电工啊，就我非要下井。还不错，先学了半年的打眼儿、装药、开巷道，一看我工作积极、老实巴交，又特别能吃苦，就有意培养我。所以就让我到太原补习文化知识，学成回来直接安排到大同团委当干事。在那儿干了不到俩月，就把我调到掘进二队当党支部副书记。当时正书记姓魏，矿长叫陈六九。人家都干一个班，我非干俩班，出了事人家都往上跑，我往下跑。有一回，一个新来的工人在井下准备放炮，师傅还一个劲儿地告诉他，别随便拧点火器，不知怎么的他一下给引爆了。队长一听出事了，吓得腿直打哆嗦，我不顾一切奔到现场处理事故。那时违章作业很普遍，不出事才怪呢。而六〇年五月九日，就出了一个大事故……

煤矿的工资高，最多时我能挣到八十多，每月给老娘寄十五块钱。矿上当干部的定量少，每月才二十九斤粮食。那时我正年轻，粮食不够吃的就买土豆、羊肉，好在下一次井给俩烧饼，所以只要没嘛急事，我就拿牌儿领矿灯下井。我们那个矿，叫“白洞”矿，是数一数二的大矿，自打出事以后，就封井了，所有的设备全埋在下面了。我的头老晕，就找组织要求回家，经党委研究就同意了。

没有工作了，怎么办呢？找街道，人家说了，得等富余名额。入农业社吧，也说没指标。没辙了，就顶替我父亲入了社。那是六三年的七月，紧接着到刘家房子去防汛执勤，那水都跟河堤一平了。回来没处住，就在张帮子门口盖了间小房，从炕上一下地就得系裤子，连腰都弯不下，就说多点地界儿吧！

没多久，“四清”运动开始。红桥文教部部长张辉、公社书记李瑞生就来找我，让我主动挑担子。我不愿意干，心想要想干在矿上就不回来了，那儿的工资多高。他们一个劲儿地做我工作。当时丁字沽大队的书记是马兴福，大队长是李振和，治保主任是李凤年，妇联主任是王炳文，然后把我补进去当副书记，协助马兴福工作。我们一人负责一个队，我在二队。除了去公社开会脱产这么一两天，其余的天天下地。

丁字沽大队一共六个小队。南头儿三个队、北头儿三个队，那时都记工分，最高分十分。我本来能拿到十分，为了做表率就要九分八。冬天拾一百斤粪给十个工分，我经常上堤头那一带拾去。那不守着河边嘛，有些住户习惯往河堤上倒桶子，有时也说些好话，进院儿帮人家磕灰，这么着每天能拾一百斤。那时粪是好东西，逮着偷粪的不得了，粪能卖钱啊。

五、“大龙”和高跷在市里挺有名

口述人：杨世均（1935年生人）

时间：2016年12月2日

原住址：丁字沽南大街一条王胡同2号

丁字沽大队成立时有三千多亩地，临到撤队还剩一千来亩，大部分都给国家占用了。五十年代转业了一批人，顶到六十年代，还有五六百队员呢。丁字沽所有的村民都是城市户口，也吃商品粮，每月拿着粮本到粮店买米买面。

大队收的粮食，除了留点饲料，全交给国家。后来基本不种粮了，土质不好，产量低，所以都改成园田了。我们种的菜也同样上交，由天津市蔬菜公司统一划拨，每天收上来的菜，都拉到红桥区少年宫附近的收购站，一个队派一名卖货手，专门负责跟蔬菜公司定价格，完事听从蔬菜公司的调配。这里边可就有偷手了，关系好的、熟脸儿的，就能把价儿往上撩几厘，然后再给挑个近处送菜。反正也是搭着来，不可能天天沾光，道儿再远再近，也就在红桥、河北、和平这个范围内。不光送菜，连居民区的茅房也这么分，远近搭配，肥瘦搭配。我们队就有西南角的茅房，那小胡同多难走？过去都是赶着马车淘粪，又都是旱厕，淘粪时不可能把解手的都哄走，就得耐心等着，挨骂是常事。

好像是七三年，公社把我调到畜牧站，负责养猪、养牛。折腾几年也没弄起来，坚持到七六年撤队转业。

七七年四月，北郊区的徐树林、何庆山牵头成立了市政工程队，那时一个区成立一个，唯独我们这个队归市局直属。他们就邀我和大宋（宋书琴）进了工程队，一去才知道，嘛都没有。别提多惨了，就几间破平房，周围全是沟。可是，你知道这帮人多能干吗？没几年就立起个儿了，完全靠修路起家。见过炒油、炒石子儿的吗？实在太苦了，那真叫“小鬼儿踩钢板”啊，全凭体力，连碾子都是借来的，以后挣了点钱开始置设备，劳动强度改善不少。

丁字沽人丁最旺的就数“三大王”，南头儿王、北头儿王、当间儿王。据说，丁字沽的“大龙”是南头儿王组织的，北头儿王组织的高跷，这两支队伍在市里都挺有名。每年要到娘娘庙拜香，不过最热闹要数拜柳二爷，这一带都信奉柳二爷，一到阴历四月十七柳二爷的生日，南来北往的人就海了去了。路边儿卖嘛的都有，柳二爷庙就在津霸公路的堤坡下面，不大的几间小灰房，连人都进不去，只供着个佛龛，就这样香火还挺旺。

别看我这么能干，却没有文化，认识几个字还是天津解放初在识字班学的，一参加工作就更没心思学了。老丁字沽原先就一所小学，娘娘庙改的，往后人口多了，在北头儿又盖了卫星小学。新丁字沽有新村小学、一号路小学、二号路小学、三号路小学、白酒厂小学……

六、我们家的根儿在堤头

口述人：王炳俊（1947年生人）

时间：2016年12月6日

原住址：丁字沽北大街47号

我们家在丁字沽算“北王”，但根儿在堤头——“摆渡王”。也就是说，王家在堤头是靠摇摆渡起家的。我爷爷始终强调一点：今后记住了，做亲不要紧，要是姓王，一定问他是哪儿的王，如果是堤头王，不能做！那和咱们属于一个王。

为嘛我们这支儿到了丁字沽呢？听长辈说，我老祖脾气特别大，也不知为嘛就发火了，归齐挑着挑儿带着四个儿子、俩闺女就奔了丁字沽。一来就落在了丁字沽最北头儿的第一个院儿，是我老祖自己买的，大致有八间房，院子挺大的。他跟四个儿子就说了，“你们一定要给我争口气！”这四个儿子叫嘛呢，老大王国平、老二王国安、老三王国吉、老四王国庆。

四太爷王国庆在西头（复兴路一带）当警察，家也搬那边去了，结果染上一种怪病死了。四老太太就知道打牌，可是她又恨不得儿子有出息，娘俩总戗戗，儿子一生气走了，打那就没回来，以后侄子们养着老太太。天津解放后，突然接到四太爷儿子的来信，说：“我人还在，在部队呢，当下没有固定地点，等安顿下来你们再给我回信。告诉我妈妈放心，叔伯哥们儿放心……”

再说说二太爷王国安的儿子王金和吧。我应该管王金和叫大爷。话说几年后，大太爷王国平就混得不错了，据说他也在局子里当警察，当时家里已经趁大车了。我大爷王金和呢，九岁就没有了母亲，虽然挺可怜，自己却特别要强。他就跟着大太爷的长子王金城学赶大车，每天到南头儿给粮店拉粮食。有一回，因为装车跟姓柴的戗起来了，王金和年轻气盛，三说两说就动手了，等完了事儿，这点火就撒在了王金城身上。王金和说：“因为你们家的大车跟人家打起来，你却不靠前儿！”

再说我的太爷王国吉（号东旭），他有两个儿子——王金鳌、王金声。王金鳌有四个儿子——王玉林、王玉昆、王玉祥、王玉堂。王金声就一个儿子——王玉华。这就是我们这支儿的排序，王金鳌是我亲爷爷。

在这儿我来个倒插笔：我太奶奶的娘家姓倪，她爹倪三爷在丁字沽河道养船。倪三爷有四个闺女，没有儿子。大闺女嫁给了西沽的孙家；二闺女嫁给了西于庄的张家；三闺女嫁给了我太爷；四闺女嫁给了三道街的冯家。

那时，倪家比我们王家强，说白了，我太爷就是个穷小子。但他长得好，要个儿有个儿，要五官有五官。可娶进来的这位太奶奶却长得丑，别看这相貌，她是个特别要强的人，要求子女们要有出息。她的大闺女嫁给了西沽杨德润的大儿子。这就是王家的基本情况。

七、南北脚行的分界线在曹家胡同

口述人：王炳俊（1947年生人）

时间：2016年12月6日

原住址：丁字沽北大街47号

说说粮店和脚行。从北头儿说，第一家粮店是张家的，字号叫镇德堂。第二家是大王七家的恒记粮店，他是柳滩王。还有家烧锅，名叫同和裕，主家姓魏，属于海下人。另有一家成记粮店，是杨沫文杨二爷开的。接着是祥记粮店，谁的呢，双口赵家的。

脚行呢，南脚行、北脚行的分界线在曹家胡同，为嘛在这儿分呢？曹家胡同以南算天津市，以北算武清。所以各是各的地盘，互不干涉。南边儿脚行比北边儿脚行片儿大，人多，股也多。北边儿的脚行头儿是王金和，前任是曹家和李家，完事是秦家，直到王金和接手才算干起来。脚行的位置就在摆渡口靠南一侧，有那么三间房。平时赶大车的、打小空儿的都在这儿集中，干嘛呢？等着派活儿。脚行里有“签儿”的，来了活儿优先。

王金和除了有脚行，还趁五挂大车、十三头牲口。赶以后脚行的买卖走下坡了，有高人给他出主意，归齐把五挂大车卖了，换成了汽车。还没解放呢，全家就搬到窑洼的刘家胡同住，汽车就停在大悲院旁边的小学校操场，所以家里一直搞运输。天津解放以后，王金和因为当过脚行头儿就被抓起来了。五二年给他判了十五年，没等出来就死在大狱了。六〇年，派出所通知家属，我跟着去的，末了儿在家给办的丧事。

说到这儿想起个嘛事儿呢，南北脚行打过架。谁呢？王士海的哥哥王士漳，他把大车赶到北头儿直接想进烧锅（酒厂）那院儿，可能是有挂车在那儿挡着呢，他非让人挪开，三说两说就打起来了。这会儿，老大王金和恰巧不在家，他弟弟王金波和俩侄子王玉章、王玉书就凑过来了，心想，这是在我们地盘儿，容不得你撒野。归齐，劈里扑噜就给王士漳打了。

王金和回来这么一听，也是一惊，这事儿可闹大了。主动去那边儿赔不是吧，输面儿。不去吧，南头儿这口气出不来。他们就坐一块商量，看看这事儿怎么了，不管怎么商量，都认为肯定要豁出人命，干脆咱就等着，棍棒也都预备好了。可是，南头儿一点动静没有，等了三天，没过来人。王金和忽然醒悟了，马上叫辆胶皮，就奔了河北小关儿。当时王士海在小关儿住，哥儿俩一见面还挺客气，王士海就说了：“知道这事儿，知道这事儿！嗨，我说士漳了，怎么着你也比他们大几岁，这不让人看笑话嘛，各有各的吃饭道儿，你上那儿干嘛去？这不给人搅了嘛，大面（指粮食）都在这边儿了，你再上那边儿还讲理吗！”王金和的脸红一阵儿白一阵儿，心说，再扛一天，他们就该过来了，王士海的面子确实给得够足。

摘自《今晚报》2020年6月26日—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