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人历史研究的新视野】潘洪钢研究员的新著《清代八旗驻防族群的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是基于作者近三十年学术积累的一部精品力作。全书凡七十万字，正文分为八章，将驻防旗人的社会变迁放在清代以及民国初年三百年历史沧桑中加以整体、全面的考察。作者大量利用各级档案、官书、地方志、私人文集、晚清民国报刊、现代文史资料、民族调查报告等文献资料，还在荆州等十几个清代八旗驻防故地开展田野工作，搜集了相当数量的地方文献、家谱、祭册、歌谣等，获得了一批珍贵的口述资料。

作者简介：

潘洪钢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从事社会史、民族史研究。主持国家、省社科基金项目多项。著有《细说清人社会生活》《清代八旗驻防族群的社会变迁》《明清宫廷疑案》 等，发表文章120余篇。

摘要：本文以成都驻防旗人金氏家族的《祭册》为对象，讨论了清末民初成都旗营女性的实际生存状况。在缺乏控制生育手段的时代，生育成为已婚女性最重要的生活内容。抚养子女和操持家族、家族日常事务，是其生活的基本内容。操持家庭一切的满族妇女，并不因其劳碌而提高其家庭与社会地位。与汉族女性一致的是，老年以后，作为母亲角色的女性，地位有了较大提高与变化。

关键词：清末 民初 驻防旗人 旗籍妇女 妇女生活

清代是距今最近的一个历史时期，清末民初时期是中国妇女运动和妇女解放历史的重要阶段。了解那一时期妇女实际生存状态，对于今天研究妇女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清代是一个民族和等级统治的社会，清代旗人的社会生活具有与汉族等族群不同的特色。清代驻防旗人遍布于中国各重要城市和关隘通衢，这一族群近代时期的妇女生活状态，仍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有清一代二百数十年的社会变迁中，旗营妇女的具体生存状态，鲜见具体记载，值得讨论。

笔者有幸，在2015年赴成都进行田野调查中，得到成都驻防旗人家族“祭祀册”一本，较详细记录了成都旗籍家族中两代女性的生活情景。而以《祭册》形式记录女性生活的资料亦不多见。本文仅就成都金氏祭册反映的女性生活，作简要述评。

成都驻防旗人《祭册》为毛笔手写本，封面上书“金氏家祭壹册”，“乙亥年二月吉日订”字样。笔者首次见到该祭册照片时，封面上有祭文早期收藏者照片一幅，后来拿到复印件时，封面已无照片。根据祭册收藏者金存康先生的介绍和笔者对祭册内容的初步研读，“祭册”记录了成都驻防旗城金氏家族中，晚清时期两代女性的生活情况。旧时旗营生活的历史已经远去，对于旗营生活的记载，尤其是妇女生活的细节记载，已经很少见到了，幸运的是，我们得到的这份《祭册》，保存了两份成都旗城金氏家族祭祀所用的祭文，其祭祀对象为金氏家族中的两位女性。作为祭文，对被祭祀对象多少都会有些溢美之辞，但作为私人家庭祭祀所用的文字，仍然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两位传主的生存状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认定这份祭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成都金氏旗人家祭册复印件封面及手抄本内容）

祭册所涉的是金氏家族的两位女性曹氏和吴氏，是家族后人祭祀这两位女性时所读的祭文。据祭册行文分析，两位女性均生活于清晚期，据祭文中光绪三年曹氏19岁生子的说法推算，曹氏生于咸丰八年（1858年），吴氏生于光绪戊子年即光绪14年（1888年），二人应为婆媳辈份关系。从行文来看，两代人均为成都少城内部旗人家族之间的婚嫁。

由于祭册中曹、吴二人均为金氏家族的媳妇身份，祭册中所反映的也都是二嫁到金家以后的情况。但其中所见的女子在婆家的地位，与我们一般所认识的旗人女子在娘家的时的情况已大不相同。

旗籍未嫁女子的生活状态，与一般汉族女性有巨大差别，此类记载甚多。八旗族群崛起于关外，长期的渔猎生活中，妇女与男子一样，纵马执弓，甚至参加征战。旗人社会的此类风俗，入关后仍在相当程度的保持，不仅京师旗人，各地驻防旗营、旗城中也体现出与当地汉族社会巨大差异的情况。一个明显的表现即是，旗营未嫁女子在家族、家庭中有着较高地位。待嫁女子，旗营中称为姑奶奶，在家庭中地位尊崇。徐珂《清稗类钞》“旗俗重小姑”条：“旗俗，家庭之间，礼节最繁重，而未字之小姑，其尊亚于姑，宴居会食，翁姑上坐，小姑侧坐，媳妇则侍于旁，进盘匝奉巾栉惟谨，如仆媪焉。” “京师有谚语曰：‘鸡不啼，狗不咬，十八岁大姑娘满街跑。’盖即指小姑也。小姑之在家庭，虽其父母兄嫂，亦皆尊称为姑奶奶。因此之故，而所谓姑奶奶者，颇得不规则之自由。南城外之茶楼、酒馆、戏园、球房，罔不有姑奶奶。”

此种风俗在各地驻防旗营中也有保存。承德地区民谣唱道：“八旗妞，下山沟，窝瓜豆角一起偷”。形象地说明了旗人风俗，未嫁之小姑娘，具有诸多自由，与汉族女孩稍长即闭门不出有极大的不同，她们与男童一样，挥洒着自由天性，在田野中偷摘几把蔬菜也是孩童时代贪玩、调皮的一种乐趣。而就在家庭中的地位言之，则待字闺中的女儿与已出嫁的姑奶奶，在娘家均有较大的发言权，甚至于家中有丧事时，姑奶奶仍有主持大事之权“遇到翁姑死亡时，（媳妇）要亲自请姑奶奶回来主持丧事，否则是不准开丧的”。

与旗营姑奶奶地位截然不同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旗营女子一旦出嫁成为小媳妇，到了婆家，立刻降为整个家庭中地位最低的人。西安八旗驻防中流传一首广为人知的歌谣：“白菜叶，铺地黄，我妈要我不气长。小着吃娘奶，大了扶侍人家娘。人家吃面我喝汤，人家养猪我拌糠，人家杀猪我托腿，人家吃肉我混嘴。棍棍扣在我身上，句句骂的我亲娘。”世间所称旗人规矩多，礼节极其繁复，在很大程度上即体现在媳妇身上。“‘大姑娘’出了嫁，就变成了‘小媳妇’。而‘小媳妇’在婆家的地位却是最低的，对于公婆长辈，每天早上请早安，午间请午安，晚间请晚安，丝毫不能马虎，甚至左邻右含，亲戚家去一趟，也必须去时请安（请示）回时再请安（禀告），吃饭没有坐位，站在一旁侍候长辈吃毕再吃。长辈吸烟（水烟）也得吸一袋，装一袋，一袋一吹火点烟。旗营小媳妇的地位与汉族妇女在家庭受压迫的情形极其相似。”

旗营中的已婚妇女——即小媳妇的生活状态，在表现形式上至少可以看到两个方面，一是较汉族等各族群妇女地位更为低下，旗人多礼，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待妇女，或者准确说是妇女与家庭及周边关系上，二是由于风俗的差异，旗妇表现出与已经受压千百年的汉族妇女有所不同。就其地位之低下而言，老舍先生曾有过细致描写：“妇女们极讲规矩。是呀，看看大姐吧！她在长辈面前，一站就是几个钟头，而且笑容始终不懈地摆在脸上。同时， 她要眼观四路，看着每个茶碗，随时补充热茶；看着水烟袋与旱烟袋，及时地过去装烟， 吹火纸捻儿。她的双手递送烟袋的姿态够多么美丽得体，她的嘴唇微动，一下儿便把火 纸吹燃，有多么轻巧美观。这些，都得到老太太们（不包括她的婆婆）的赞叹，而谁也没注意她的腿经常浮肿着。在长辈面前，她不敢多说话，又不能老在那儿呆若木鸡地侍立。她须精心选择最简单而恰当的字眼，在最合适的间隙，象舞台上的锣鼓点儿似的那 么准确，说那么一两小句，使老太太们高兴，从而谈得更加活跃。”

毫无疑问，即使是在汉族传统社会中，这般惟谨惟慎的态度，也是较为极端的状态。老舍先生所写虽为京旗人家，却也可以作为各地驻防的参照。另方面，即使是到清末时期，各地驻防旗营受到汉文化濡染的程度已很深的情况下，旗营妇女仍与汉族女性有着较大的不同。当然，旗女不缠足已经成为天然分界。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满族妇女以“执鞭驰马，无异于男”的形象走进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中，她这种形象既受到汉族传统社会的鄙视，也给这个社会带来一种“新鲜气息”。“真实的生活远比这样的描述复杂得多。无论是扬鞭于马背之上，还是深藏于闺阁之中，只要是处于男权社会的统治之下，妇女的地位就只能是从属的、被动的。男人为阳，女人为阴；男人是中心，女人则是边缘。可以肯定的是，当北方诸族的活动见诸于史乘时，就已经进入了父权制社会的阶段，满族及其前身即明代的女真诸部也不例外。”

关于已婚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状态，成都金氏祭册提供了鲜活的例证：曹氏“光绪二年丙子于归金门。侍俸（奉）亲姑尽心竭力，对于妯娌概以和平，至于操持家务，一切独自承当，毫未推卸他人。时被妯娌之挑拨，受祖母之辱骂，未敢多言，只好忍气吞声，伤心哉吾母乎！”对于吴氏，祭册中则曰：“吾母吴太夫人，先外祖献廷公之次女也，生于前清光绪戊子年（注：1888，光绪十四年）正月初六日。年十九，来归吾父雅堂公，事先大母以孝闻，定省尽礼，甘旨无缺。”与曹氏情况略似，而记录稍简。这样一种生活情况记录，虽然不似老舍先生《 正红旗下》描述的那般生动，其生活状态却并无二致。总之是要操持一切家务并忍辱负重，祭册中感慨“伤心哉吾母乎”，算是对旗营女性此种生活的高度概括。

祭册中两位女性生活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是生育问题。曹氏一生，育成共五子女，另外夭折子女若干，《祭册》中前后两次出现夭折“数胎”的说法。“生育”成曹氏一生最重大的事项：光绪三年十月生产第一胎后，奉婆婆之命，将此子过继于丈夫的二哥，但她要代为“妥慎抚养”。次年八月，她生产一女，按旗营风俗，“以长女之贵重，加意抚养。”光绪四年至九年生产第二子之前，“此中夭折，尚有数胎，未能赘述。”十二、十四两年分别添生一女一子，“时吾母年近四旬，精力衰弱，抚养一切勉强撑持。此后夭折又有数胎。”曹氏于四十岁及以后，又出现“夭折数胎”的情况。在缺乏生育控制手段的年代，或者说是十分重视子嗣的情况下，妇女基本是连续不断地怀孕和生育，生育孩子的负担十分沉重。且不说侍奉婆婆和操持家务的日常劳累，仅此生育一项，即已使该妇女的生活十分辛劳。

《祭册》中较曹氏晚一辈的吴氏，也有类似情况，并且因生产落下疾病，造成身体伤害，“戊午年春，生不肖子泽。初，母因屡育不成，情伤致疾，且误于医，忘（妄）投猛剂，自是遂婴血疾。加以不肖体弱多病，吾母调护周至，往往终夜不眠，精力坐是大亏。”生育问题始终是妇女生活中最重大事务。曹氏因屡屡夭折子女，身心受到极大伤害，而吴氏也是“屡育不成”，甚至遭遇庸医，留下终身疾病伤害。在旗营旧时医疗条件下，生育问题并非个案，有学者对清代旗人家谱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子女成育率，从中可见，楼什纳的8个子女，有3个幼疡。花沙纳的13个子女，有5个幼疡，其中3个儿子中的两个，是疡于天花即‘疡于痘’”。 可见育成率低不仅是成都金氏一家，也不仅是成都旗营如此。而这种普遍情况，构成旗营妇女生活中最为痛苦的一幕，这也是成都旗营金氏《祭册》带给我们的重要认知。此前我们也或多或少地知道一些生育问题在旗营妇女生活中的重要性，但如此具体地揭示驻防旗城中两代妇女生育的困境，还是令人感到震撼。

生育之外，养育子女也是妇女生活中的重大事项。从成都金氏祭册来看，曹氏一生最重要的事务莫过于抚育子女这一项。十九岁时她生育第一子，过继给夫兄，仍由她抚养，“以青年之岁受重嘱之责，于是昼夜彷徨未敢稍懈”。不到一年又生一女，“以长女之贵重，加意抚养”。不计算其中夭折子女，五年之后再得一子，但身体较差“惟初生之时，身体瘦弱，吾母更为之多方抚养，始长成人。”又三年，再添一女，“又为之苦苦抚养，方长成人。”再两年，又得一子，“时吾母年近四旬，精力衰弱，抚养一切勉强撑持。”此时曹氏已是近四十岁的中年女人了，而后竟又连续夭折数胎。不久，其成年子女陆续婚嫁生育，曹氏很快又进入协助抚育孙辈的忙碌之中，祭文中叹息：“呜呼吾母！以数十年之千辛□（万）苦，将姊妹五人一一抚养成人，男婚女嫁，个个□（为）之成全，一年半载未尝妄（出）行门外。历年又添孙儿孙女，更帮助苦苦抚养，不辞劳瘁，昼夜□亦未疏懈。语曰“母仪足式”，吾母之谓欤。”可见曹氏一生抚养子女任务之重，说养育子女是其一生最重大事务，实非过份之语。

日常生活中，主持和操劳于家庭、家族事务，也是旗营妇女生活的重要内容。曹氏系成都旗营名门之女，嫁入金家之前即“勤于洗浆，工于缝纫”，成为金氏媳妇后，养育子女可谓含辛茹苦，家庭中大小事务全由她出面打理，尤其是子女嫁娶，丈夫丧事等，均由她主持。丈夫去世正逢其女儿出嫁大事，全赖曹氏打理：“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四月。先父逝世时，胞姐于归之期早已报定，即在七月。是时家下贫寒毫无余资，如此丧嫁两件大事，无法办理。吾母含泪谓儿等曰：“胞姐嫁期早由男家选定，此系百年佳期，万不可改。尔父之丧又值暑月炎天，不宜久待，只好告贷亲友，先将尔父安葬，然后再办胞姐喜事。”此吾母伤悲困难而为之事迹也。”此后，辛亥革命爆发，在一片惊惶之中，曹氏又为儿子办了婚事。民国以后，曹氏作为金氏家族管事的老太太，主持家中一切，如儿子们分家，境况稍好的儿子对贫困儿子的资助等，均由她一人作主。故祭册中称之为“母仪中式”。

祭册无疑给我们的历史叙事增添了生动的细节。笔者在成都考察期间，金存康老人提到曹氏时说，“从我爷爷的遗书里面可以知道，我的奶奶很有头脑，她那个时候会卖彩票。所以，分家产的风波中，我爷爷最后写道‘不辜负你亡母的的一番心血’。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的奶奶是顶起一片天，不是半边天，因为她有经商头脑，而我爷爷是读书人。” 祭册中吴氏也是如此，“先大母病，吾母侍疾屡月，衣不解带。是年，先大母逝世，吾母哀痛逾恒。然家中婚丧各事悉经其心，从此旧病时作，体貌渐衰矣。是时三叔德斋公执教小学，事本清苦，食指又繁，母数进言于父，乃将旧理商业让与堂兄，就肆自贾以节三叔之劳。吾父母亦遂居于家，讫可小休。然母生性勤慎，不甘自闲，对于家政犹靡不躬亲。”家中大小事务均由吴氏打理。

实际上无论旗营男子读书与否，能否拿到粮饷，其家中事务均由妇女打理。说到底，他们是当兵吃粮的职业军人或后备军人，这种军人心态奠定了不管家事的风俗基础。“过去，满族人家里一般由妇女当家理财，男人因为世袭八旗兵的缘故，只知当兵打仗，报效国家，对家里的生活是无暇顾及的，久而久之，就养成了吃粮不管家事的甩手掌柜子。”在福建琴江旗营故地，人们说起妇女生活，口径也是一致的：在琴江“日常家务，公婆小孩都是女人一肩挑的。寓军于农，当兵是不能做这些。”“男人打仗，练兵，家里生活都是妇女担负的，与现代军嫂一样”。“琴江女子主要是在家操持家务，在家相夫教子”。

此种情形之下，旗营媳妇的地位及其与丈夫的关系如何呢？有学者依据满族社会传统，认定满族社会中男女地位相近，“满族女子的社会地位，和男子差不多一样。自从进关以后，受到汉人影响，才染上了‘三从四德’等等一套思想的浸润。但到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为止，就我所见她们仍可以说是在中原传统妇德的外壳下，内中包含着的满族的固有性格，依然占据着主导的地位。”有人根据女性操持家务、主持一切的情况，断定旗内妇女地位很高，“满族人家里重男轻女现象不太严重，似乎是男女平等的。妇女说话很占地方，享有很大的权威。满族妇女大都能干，也很自信”等等，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尤其是与驻防旗城所在地方的汉族相比，旗营妇女的精神风貌是有很大区别的。但从根本上说，旗营仍是一个男权为主的父系社会，妇女们主持家务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从属的地位。

就夫妻关系而言，当然不可一概而论，无论在什么社会关系和条件下，都有夫妻关系非常好、非常和谐的情况。如广州旗营有夫妻对弈的雅事，广州驻防旗人章世封“汉军正黄旗人。嘉庆戊寅恩科举人。六赴礼闱不第，遂绝意进取，闭门读书。客至，煮茗清谈而已。间与其妇对弈，妇围棋高品，……”。夫妇对弈，亦雅趣，所谓琴瑟和鸣也。杭州旗城有誓不再娶的旗人，“清中期有一个名叫明忠（字石窗）的杭州驻防旗人，能诗会画，性格豪爽，善饮，还是一个富于感情之人，对妻子一往情深。在年轻妻子过世之后，誓不再娶，既当父亲又当母亲地将五个儿子抚养成人。将军明俊很器重他，经常邀他作画，感念他室中无人，张罗着为他续娶，没想到他坚决谢绝，并将臂上所刺的字展露给将军看，以示决心，臂上刺着七个字“早教同穴了相思”，是早年妻子病故时所刺。”与妻对弈也好，义不再娶也罢，被作为典范颂扬，说明旗内夫妻关系的和谐，这一事实本身也是父系家长制社会特例，而非常态。

但事情的另一面是，作为妻子的角色仍然是从属和依附者的地位。成都金氏祭册记录辛苦操劳的曹氏遭遇家暴的情况：

乃又追思吾母之侍先父也。先父为人聪敏过人，但性情暴躁，而吾母忠厚诚实，言滞口钝，（先父）对于事实稍有不遂，吾母即受拳足交加之惨。继后先父又染患嗜好，吾母更受昼夜之磨折。吾母尝告儿等曰：“汝父如此，谁能受之。吾本欲寻短自缢，第念尔等年龄太小，吾死之后尔等必遭他人之欺凌。且待时日，必有出头之期。”伤心哉吾母乎！

曹氏之夫是旗营中常见甩手掌柜，诸事不问，稍有不遂，则对曹氏拳脚相加。后又染上鸦片嗜好，欺压其妻更是变本加厉，以致曹氏屡屡想到自杀，只是看在年幼的子女份上，才免于一死。

与此相类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中，乾隆间，凉州驻防发生一起人命案：财神保系凉州驻防马甲，“乾隆四十年二月十六日，财神保该班回家吃饭，伊妻王氏并未做饭，财神保詈骂，王氏不服，反向强嘴，财神保气愤，顺手拾起半截木棍殴伤王氏”。王氏仍骂，财神保再打，而后去营中，七日后回家，王氏已死。此事即是夫妻口角细事引起人命案。 档案中，马甲财神保与成都金氏祭册中的男主人一样，动辄对妻子施以拳脚，不过财神保之妻为殴伤身死，而成都曹氏长期遭受家暴，欲自戕而未实施。从祭册与案件来看，已婚妇女在夫家的地位并未因其全面掌管和操持家务而根本改变，本质上，她们仍是父系家长制下的奴婢和附属品。

在熬成婆婆之前，小媳妇的地位始终是低微的，有操持事务之事，并无财产处决之权。即所谓八旗妇不私馈：“八旗妇人，于初嫁及岁时喜庆，其父母兄弟有饮食之馈，必献于舅姑。舅姑反赐之，始敢受，受又必分饷于娣姒，不己有也。”

而当媳妇熬成婆婆后，情况有了改变。他们在家庭事务中，决定与决策权大大增加了，说话的份量也加重了，很多时候，成为决策和操持家庭大权的人。女子在旗人家庭中的这种地位，很多时候自然地决定了她们当家作主的身份。光绪荆州《富察氏支谱》载，咸丰三年，魁玉率兵驻守武昌小洪山，武昌城为太平军所破，他受到革职处分。受到母亲的鼓动，他重出战场。“四年，粤贼犯鄂，公率八百人守武昌东门外之洪山，屡战皆捷，相持六阅月。食尽城陷，有诏落职，公惶恐甚。太夫人曰：我家世受国厚恩，尔其力自效，图恢复，不能则继之以死，无以我为念。公涕泣受命。于是出私财募勇士五千，与曾文正公、塔忠武公犄角进剿，复名城以十数。捷上，复原官。”这一事例表明，妇女熬到了母亲、婆婆这个级别，还是拥有一定发言权的。魁玉被撤职后，情绪低落，也惧怕朝廷进一步处置。如果没有母亲的鼓动，很难想象后一步的结果。

在成都金氏家族的祭册中，我们也看到，每当遇到大事，母亲是家庭中拿主意，做出重要决定的人，如辛亥革命期间，成都旗城和平解决之前，旗城中一片混乱，而母亲镇定地嫁女儿，办婚事。另一种情形是，我们看到，每当驻防旗营遭遇大事，死难的妇女往往是一家女性在祖母或母亲的率领下，自焚或投水，生死关头，他们也成为从容赴死的领头人。妇女熬成母亲、婆婆后地位的提高，是号称“以孝道治国”的清代必然情况，这与汉族年长女性在家庭、家族中的地位也颇有类似之处。

简之，旗营妇女未嫁时地位颇高，可以主持丧祭等大事，成都旗营金氏祭册显示，出嫁后，妇女在夫家有操持甚至主管家中一切事务的义务，但在严苛的礼法束缚下，小媳妇的实际地位却极低。真正具有决定权的，仍是家族或家庭中的男性家长。虽然旗俗旧有的许多现象表现出旗营妇女与汉族的不同，带来些许新鲜之感，但本质上，旗营仍是一个父系家长制的男权社会。在这一点上，成都旗城金氏祭册给我们带来了有益旁证和生动的细节。当她们从媳妇熬成婆以后，在家庭中地位重新上升，甚至具有决定权，则与汉族情况类似。

近代中国的妇女解放的思想与社会实践，伴随着不同阶段急迫的社会革命任务，因而与近代中国思想史一样，缺乏系统的理论研讨；改革开放以后重新启动的妇女问题研究，明显受到域外理论的影响。近十数年来，多学科理论不断出新，作为拥有人口半数的妇女群体也受到不同学科的关注。不同视角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展示出风格迥异、异彩纷呈的研究状态，为这一研究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笔者认为，即便如此，仍须以中国近代以来妇女实际生存状态为研究的基础，方能走出本土化的妇女研究之路。成都旗营金氏祭册所体现的，正是典型的近代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其间既有族群差异，也存在文化差异，但却生动地再现了清末民初女性生活的实际。从而对研究妇女问题，提供了典型个案。

【注】文章原载于《满学研究》第3期，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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