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刑警007曾在前年在我们满族文化网平台发表过他的作品《我的民族》，如今增加了很多资料，分21章节，陆续刊出。

上一节文章发的是《 康熙皇帝是中国版图和多民族统一的捍卫者 》。

我 的 民 族（14）

按：我作为康熙朝初年被编入汉八旗并隶正红旗的陈汉军第10代后人，从对祖先的尊崇而对清朝的历史情有独钟。退休后，想写本回忆录作为不能给后人留下多少物质财富的精神弥补。为此，我对满族和清朝的来龙去脉做些功课，在几年的时间里翻看书籍，查阅资料，比对信息，整理编辑出自认为符合主流观点、接近历史真实的《我的民族》一章21节，并以《空间日志》的形式留存和发表。欢迎愿意看的朋友关注，尤其是指导。——吉林市公安局退休警官 王家富 （14） 雍正皇帝曾为满族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据理辩护

公元1722年清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在位执政61年零10个月的康熙皇帝 爱新觉罗·玄烨于北京畅春园清溪书屋病逝，终年68岁。其四子 爱新觉罗·胤禛尊其遗嘱继承皇位，次年改年号雍正，是为清世宗，也是清朝第五位皇帝。雍正年轻时因人品和做事深得父亲赏识，继位后“勤于政事”，“在位十三载，日夜忧勤，毫无土木、声色之娱”，“朱批过的折子就有360卷”。

其为政举措诸多，是最具改革意识、勇气和见识的领导者。其中，设立军机处无疑就是最大的亮点。以简捷精干的办事机构取代自努尔哈赤时代就有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即提高效率，防止军机泄露，又不给臣下干扰阻挠圣意的场合与机会。皇帝通过军机处直接向各地方官员下达命令，致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发展到顶点。尤其是雍正皇帝从维护满族统治地位的合法性入手，主持开展的“华夷之辨”大讨论，全面论证了华夷一家亲的大中国观，再次彰显了满洲族领袖人物的大格局、大胸襟、大作为。（参见下图，清世宗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

早在清朝入关与明朝进行军事较量的主战场之外，关于“华夷之辨”和“夷狄”统治中国合法性的思想交锋就已经揭开序幕。特别是“三藩之乱”的平定，清朝凭借武力确立了在汉族居住的中原内地的实际统治，如何在思想理论上战胜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的“华夷之辩”命题，确立“夷狄”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就成为清朝皇帝面临的严峻挑战。

对此，在胜利地推进国家大一统伟业的同时，雍正皇帝和随后的乾隆皇帝都不失时机地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华夷之辩”命题和正统论进行了意义深远的论战。所谓“夷狄”，古代称东方部族为“夷”，北方部族为“狄”，“夷狄”泛指除华夏族以外的各族，即边远少数民族。华夷之辨，亦称“夷夏之辨”、“夷夏之防”，用于区辨华夏与蛮夷。植根于《春秋》，起源于“战国”，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重要内容之一。

中心意思是华夏先进的文明的部族要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共同对抗野蛮的落后的边远少数民族的侵略和掠夺。这是自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的明朝初年及其以前各代，由于中华文明始终处於世界领先地位而产生出的自傲和鄙夷的理念。

华夏民族鄙视经常侵扰边境的游牧蛮族，因此产生东夷、西戎、北虏、南蛮等歧视性概念和鄙视性称谓。“夷”代表的是野蛮，与之相对应的“华”代表的是文明。中国传统观念里华夷之辨的要害就在于保卫文明，抵抗野蛮的侵略，防止一切野蛮对文明的侵略导致的社会倒退和文明破坏的悲剧发生。单就文明与野蛮之辨，而不是国家、民族、地域之辨，那么华夷之辨的思想至今也是极其先进和不容质疑的。

然而，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衡量多从血缘、地缘和衣饰、礼仪等文化三个方面着眼，作为辨别正统与非正统、合法与不合法的标准，这就为民族主义乃至极端民族主义编织了铺垫，预造了温床。

康熙皇帝亲政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对不与清朝合作的明朝遗民采取优容有加的怀柔政策，使紧张的满汉民族矛盾得以舒缓。但到1728年清雍正六年发生了曾静（受明末清初思想家吕留良“华夷之防”理论影响的反清低层文人）策动岳钟琪（岳飞的二十一世孙，清朝康雍乾三代名将）反清案。

这个突发案件证明，武力征服只能激化汉人的同仇敌忾，而怀柔政策也无法消弭根深蒂固的汉民族的敌对情绪。雍正不循历代帝王统治术的常规，毅然决定利用曾静反清案与“华夷之辩”命题展开前所未有的正面交锋。

雍正皇帝的论点和论证逻辑是：满洲是夷狄无可讳言也无须讳言，但“夷”不过是方域（地域）的概念，孟子所讲“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即可为佐证，如此则“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吕留良、曾静之辈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道理何在？

雍正也不一般地反对“华夷之辨”，他举出韩愈所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由此证明华夷之分在于是否“向化”，即是否认同并接受“中外一家”的共同的文化传统。

雍正皇帝进而理直气壮地说：“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今逆贼（吕留良）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

在这里雍正皇帝义愤填膺又言之有据且酣畅淋漓地痛骂吕留良等主张“华夷之辨”理论的文人思想家是不如蜜蜂、蚂蚁的中华另类。

雍正皇帝愤慨陈词，务必将“华夷之辨”彻底推翻，已经到了不得已的地步。由于“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理论中歧视周边少数民族的思想被历代儒家所发挥，对中国古代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影响根深蒂固。所谓“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主张对不脱豺狼本性的夷狄，要驭之以权诈。以夷狄未“向化”，不懂儒家伦理而加以蔑视和践踏，这是古代浸透着大汉族主义优越感的汉族士人士大夫对周边四夷的最具代表性的看法。

因此，明清换代在明朝遗民眼里，是“夷狄窃夺天位”，其严重性不是一般的王朝更迭，而是“中原陆沉”，“日月无光”，纲常名教荡然无存，整个社会沉沦于漫漫长夜。反抗清朝民族征服与民族压迫的正义性与“华夷之辩”的偏执与荒谬纠结在一起，于是吕留良借宣传“华夷之别”高于“君臣之义”，暗中鼓动汉族人起来推翻清朝统治。

雍正为维护满族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挺身向吕留良为代表的“华夷之辨”展开论战。通过辩论，雍正皇帝真诚地向汉族臣民表示了对“尧舜以来”文化传统的认同，对化解满族朝廷与汉族臣民的文化隔阂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雍正皇帝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高举“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正义大旗，以对抗挟儒家思想优势的“华夷之辨”的伪命题，目的是颠覆大汉族主义自我优越的民族观，争取少数民族与汉族平等的地位。

雍正皇帝一生好辩、善辩而且雄辩，与“华夷之辨”之辩无疑是最精彩的亮点。但是，也正由于雍正皇帝对从思想上、理论上反对清朝的人士的警惕和重视，掀起了清雍乾时期大兴“文字狱”的高潮。乃至吕留良死后40年曾静案发，依然导致吕留良家族16岁以上八十余口株连九族，还有其诸多相同思想者及其亲友或被处死、或被流放宁古塔。

原创：刑警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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