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和我们一般的认识不同，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境内的战争明显减少了。陈寅恪先生提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安史之乱后形成了"藩镇格局"，唐廷与藩镇、藩镇之间存在一种均势，只要唐廷或藩镇不试图打破这种平衡，就能保证持久的和平。在这种格局下，即使双方爆发大规模战争，唐廷或藩镇一般出于自身利害的考量，都可以尽释前嫌，很快达成谅解，建中削藩以《兴元赦令》而结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唐德宗本来打算把藩镇全消灭，想了想就放弃了，毕竟全消灭也不现实。在这种藩镇"生态"之下，唐廷与藩镇之间并非"你死我活"的关系，而形成一种"共存"关系。

其次，随着藩镇体制的发展，唐代的统治者对藩镇问题逐渐趋于理性。代宗时期由于吐蕃的侵逼，无暇亦没能力解决藩镇问题，只是被动性的反击，如大历末年讨伐田承嗣和李灵耀的战争，但得不偿失。德宗有削平藩镇的勇气和信心，但其四面出击，酿成悲剧性后果。宪宗时期的削藩战争，极力避免德宗时期的"浪战"，即"不计地势，不审攻守是也"，且有一批文臣谋士为之策划，故战争次数虽然不多，但是取得的战果却是最大。

再次，安史之乱后战争的减少，也与战争成本的增长密切有关，唐代中期的战争成本越来越高，而唐廷的财政收入却有限，如"自宪宗征伐四方，国用已虚，上(穆宗)即位，赏赐左右及宿卫诸军无节，及幽、镇用兵久无功，府藏空竭势不能支"，唐廷自德宗以来就饱尝财用不足之苦，到了穆宗可谓"油尽灯枯"。战争成本的增加，财政的困窘，使唐廷无力发动削藩战争。

历经数次大规模削藩战争之后，唐廷和藩镇两败俱伤。穆宗时河朔藩镇的复叛，表明宪宗削藩战争成果的"脆弱"，唐廷最终放弃了通过武力解决藩镇问题的努力。后来，杜牧提出了的藩镇"自治"思想，确实为真知灼见，但为时已晚。因此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统治者如果真能放弃河朔地区，"姑息"藩镇，即放弃武力解决藩镇问题的思维定势，未必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唐廷放弃解决藩镇问题后，唐王朝也并没有迅速亡于藩镇，可见尽管唐代中期的战争主要围绕藩镇问题展开，但藩镇问题却不是唐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无可置疑，唐代中期的藩镇除了割据的本质以外，也发挥拱卫唐王室的积极作用。但是，唐廷和藩镇作为"旧时代"的产物，历经多次的削藩战争而不断地衰弱。半个世纪之后，黄巢起兵，最终"荡平"了这两股势力，于是新的军事力量崛起，中国历史也进入"五代十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