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民国后清朝遗老移居青岛
出处：《文史春秋》2011年第8期
作者：陆安
清朝遗老
进入民国后，那些“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王公贵族和遗老遗少，不愿意臣服于新的民国政府，便纷纷卷起铺盖走人。上哪里去呢？主要是两个地方，一是去近的天津，远的旅顺。天津旅顺都是进入日本控制区，日本可能早有意图，比较善待清朝贵族。
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德国殖民地青岛。先后有100多名逊清遗老纷至沓来，来到青岛蛰居，其中，仅副大臣（侍郎）以上者就有20多人。一时间，青岛成了遗老聚集之地，自然也成了怀旧乃至复辟的策源地。青岛这处避风港，不时地也能在全国掀起一些波澜，好多复辟阴谋和诡计，正是在这里发酵、滋生的。
殖民者对遗老敞开怀抱
德国殖民者对前来避风的遗老遗少是来者不拒，以礼待之，甚至待若上宾，让这些不愿当“贰臣”、拖着长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的昔日权贵们受宠若惊，感激涕零。
德国殖民者占领青岛等地后，实行强权统治，严格限制华人出入往来租界。随着大清王朝的灭亡，富有的清朝遗老遗少一时无处栖身。觊觎着他们的财富，本来对华人移民奉行严格控制政策的胶澳总督府，这时也一反常态，简化手续，尽可能为这些前朝弃儿创造方便。据保存在德国弗莱堡联邦军事档案馆的《胶澳年鉴》（1912年）显示：“有10000至12000名中国人移居青岛。增加的准确数字还无法提供，因为为避免混乱，我们放弃了清点移民人数。”一向严谨的殖民者敞开了怀抱，为此不惜不严谨起来。以往，按照“华洋分治”的办法，洋人住青岛区，华人住条件稍微逊色的鲍岛区，大批遗老的涌入，使得这条制度形同虚设，身份显赫的华人从此也可以在青岛区购屋居住了。
在青岛很有影响的德国名士、礼贤书院创始人卫礼贤（1873-1930），与这些遗老遗少打交道很多，印象极为深刻。他在其所著《青岛的故人们》（德文版）一书中写道：“德国当局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即如何对待这些逃亡过来的人。值得高兴的是，他们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只要逃亡过来的各党派人士遵从该地的规则和法律，他们就会得到保护。”
遗老的追求不尽相同
青岛的街头，招摇过市的遗老遗少，身份显赫者不乏其人，像恭亲王溥伟、陕甘总督升允、内阁协理徐世昌、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军机大臣吴郁生、铁路大臣吕海寰、法部侍郎王垿、京师大学堂监督刘廷琛、两江总督（曾任山东巡抚）周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云贵总督李经羲、两广总督岑春煊、直隶提学使劳乃宣等，至于各府、州、县级官员，更是不胜枚举，“各阵营富有影响的、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流亡到青岛，他们中的很多人已决定在此定居和创办工商企业”。
每个人的心思都不尽相同。有图谋复辟的，如溥伟、升允、刘廷琛、劳乃宣、周馥等；有接受民国“招安”出山当官的，如徐世昌、赵尔巽、周学熙等；有闭门谢客不问政治甘当寓公的，如王垿、吴郁生等。
最早迁入青岛的重量级人物，当属盛宣怀，此公因推行“铁路国有”政策而引发四川保路运动和湖北的武昌起义，肇祸之臣，即使不被革命党拿获，也不见容于清朝旧主，干脆到青岛来避难算了，1911年10月27日，他进入青岛，得到胶澳总督府的庇护。据《申报》报道，他在青岛，“初寓西洋亨利大饭店，继乃出资自买大洋房一所居住，其家眷则时常往来青沪间。盛在青岛，出入均有德兵保护，异常戒备”。亨利大饭店即今日之栈桥宾馆，他自建的寓所则位于肥城路上。
卫礼贤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在青岛以友好的方式接待了第一位客人以后，其他人接踵而至。过去中国黄海边的一个小渔村，现在成了古老的中华帝国最重要的人物聚首的地方。其中有不少人安居下来，即使他们已经习惯了新的形势，并在年轻的中华民国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角色，他们还是把青岛作为自己避暑的好去处。在当时的青岛，大臣、将军、总督、各种高级官员、学者和实业界人物汇聚一堂。”
这些遗老为了安全起见，纷纷选择在德国巡捕房（今市公安局驻地）附近择地筑屋。如，盛宣怀寓所在巡捕房北的肥城路上，徐世昌在巡捕房东的曲阜路上，李经羲在巡捕房西的江苏路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官场，让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脑满肠肥，金银细软不少，只好绕在巡捕房周围住，求得安全。靠巡捕房最近的宁阳路上，住的遗老最多，当时，中国百姓就把这条马路叫“赃官巷”，以至于到解放前，很多人只知有“赃官巷”，而不知有宁阳路。
遗老们有钱，购买能力很强，经常光顾大鲍岛的中国店铺，出手阔绰，老字号“瑞蚨祥”的绫罗绸缎及皮货生意顿时兴旺发达起来。《胶澳年鉴》（1912年）记载：“由于大量富有中国人的移入，保护区的商业及工业生活获得了新动力。内地的好收成刺激了商业，乃至中国商界也经历了一个好年景。官银行（山东官办银行）在青岛开始营业，最大、最有实力的山西钱庄之一——大德通，同样也于1912年春天在这里设立了分号，成为中国大钱庄在青岛的据点。”
青岛这一时期，金融业突如其来地趋向繁荣，银行票号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1911年8月，山东官银号改组为山东商业银行，始设分行于青岛；1912年9月，香港汇丰银行设立青岛支行；1912年12月，俄华银行在青岛设立分行；1913年10月，日本正金银行在青岛设立分行……
也有热衷于投资实业的。民国时代，号称“南张（张謇）北周”或“南荣（荣宗敬）北周”的实业界领袖，堪称民营资本家的翘楚。其中的“周”，便是周馥的四儿子周学熙（1866-1947）。周家子弟中，周学熙最有经商办企业的头脑，1913年来青岛，住在湖南路上。据《周学熙集》记载，他曾“购买青岛东乡于村下河山场，地可作茔地，当时暂种树木作果园，小筑三楹，名为‘静乐轩’，又购买了沧口德人缫丝厂旧址，以备后来改建纺纱厂之用。”其子周志俊后来回忆：“青岛在德占时期，时值辛亥革命。我祖父周馥为前清封疆大吏，后避居青岛，我父亲（周学熙）到青岛侍养。因我父亲在北洋办新政、兴工业，别具兴趣，遂谋生产之道，以为久居之计。适有德国某亲王在沧口办缫丝厂失败，我父亲遂备价将该厂全部厂基及机器买下。计拥地百数亩，厂房、仓库、宿舍数百间。鉴于前人缫丝厂失败，乃改为棉纺厂，向德商瑞记洋行购英国爱色列斯纱机。”
1912年，恭亲王溥伟来到青岛，在会前街（今莱阳路）建造了宅第，这里便俨然成了青岛的“恭王府”。他与隐居在青岛的清朝遗老刘廷琛、劳乃宣、于式枚等组织了以复辟为宗旨的“宗社党”，溥伟变卖田产和珠宝，换来重金，派人收买徐州的张勋、扬州的徐宝山、兖州的田中玉等军阀，约定1913年4月7日（癸丑年三月一日）武装起事，推翻当政的袁世凯北洋政府，复辟清朝统治。由于田中玉告密，袁世凯下令山东军队戒备，挖断兖州至济南的铁路，阻止张勋、徐宝山的军队北上，并通缉复辟骨干，从而使“癸丑复辟”胎死腹中。
1913年正月十七日，隆裕皇太后病死，青岛的遗老遗少们如丧考妣，由周馥出面与胶海关税务司阿里文商量，在胶海关前设置祭坛进行祭奠活动。正月二十三日，祭奠活动达到高潮，到场的有周馥等52人，其中留下名字者即达30人，周馥、吴郁生、吕海寰、王垿、赵尔巽、李经羲等均出场。胶澳总督麦尔瓦德克及其翻译坤德耳、胶海关税务司阿里文、礼贤书院校长卫礼贤等德国显要也参加了祭奠活动。最后发布《大行皇太后哀临告文》，寄托其哀思，“孤儿寡妇，千古伤心”，“四方追悼，万国兴哀”、“臣等北海身羁，泪洒旌丘之葛，东朝目断神驰，姒幄之悬，既痛崇陵之坏土未封，更念冲圣之藐躬谁托。此皆在天之引恸”等语闪现在字里行间，反映的是遗老们无限惆怅的悲伤与失望之情。
“尊孔文社”成了精神寄托
1913年，卫礼贤与遗老们一拍即合，在礼贤书院中创立“尊孔文社”，以弘扬孔子儒教为名，行怀旧因循之实。卫礼贤见逊清遗老中很多是熟读经书、出身翰林的饱学之士，决定充分利用这一资源，在青岛掀起光大儒学的热潮。他在礼贤书院东花园内，建立“尊孔文社”。原本想请周馥出面，不料，周馥不愿出头，推荐劳乃宣主持。尊孔文社悬挂孔子画像，劳乃宣还煞有其事地陪卫礼贤去曲阜祭拜“三孔”。这个“尊孔文社”，不仅是儒学研究机构，更是卫礼贤与遗老们联系与联谊的纽带。在此之前，惟有“三江会馆”是遗老们定期聚会的场所，有了“尊孔文社”，遗老们平添了一处聚会场所，不仅可以无拘无束地谈论诗词学问，更能深层次地议论政局。
1914年，在“尊孔文社”西侧，建起一座图书馆。按照中国传统，取名曰“藏书楼”。虽号称“楼”，其实不过是平房，不过却很高大结实。这个藏书楼是典型的西式图书馆，由恭亲王溥伟题写匾额。5月11日，劳乃宣专门撰写了《青岛尊孔文社藏书楼记》，其中有“革命之变，神州陆沉，学校禁读经书，私家有授经者，官吏至加以刑罚，人道之不绝者如缕矣。德国尉君礼贤以西人而读吾圣人之书，明吾圣人之道也，时居青岛，闻而忧之，与中国寓青岛诸同人结尊孔文社，以讲求圣人之道，议建藏书楼，以藏经籍”等文字。
卫礼贤得益于“尊孔文社”的中国学者，也得益于藏书楼的丰富资料，写作和翻译了大量有关中国文化的著作。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宣战，进攻青岛，炮火连天、枪弹横飞之时，青岛红十字会设于礼贤书院的“尊孔文社”之中，让很多妇女、儿童在此躲避战火，成了战争中的避难所。
卫礼贤自己后来在《青岛的故人们》中回忆道：“有这些聚会作基础，我们毫不费力地成立了儒教协会。成员除我之外，还包括许多住在青岛的中国官员。钱筹措到了，图书室建立起来了，里面汇集了不少珍贵的中国书籍。图书室旁边还设立了研究室和休息室。我们的想法是为了将来，挽救已处于极度危险境地的中国文化财富。我们希望通过翻译、讲座和出版的方式，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康德的著作被翻译成了中文，中国的经典也被翻译成了德语。我们希望在远离中国革命风暴，位于山海之间、风景如画、寂静的青岛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当建筑物的奠基石落下时，筹建者的期望都很高。工程拟于1914年夏季完成。但到那时事态却发生了人们预料不到的变化，战争爆发了，建筑经历炮击，不过未受损伤。战争期间，有数百名德国妇女和儿童躲避到了青岛，图书室似乎成了德国人社团的起居室。这里举行讲座、音乐会和戏剧表演，儿童们也在这里度过自己的节日。漫长的等待由此变得可以忍受，知识的刺激帮助在场的人度过了惨淡的岁月。这座建筑以这种方式达到了文化的另一种目的，成为中国文化送给临时居留的德国人的精美礼物。”
“民国第一案”凶嫌藏身崂山
1913年3月，上海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遇刺案，这就是所谓的“民国第一案”。此案是在“窃国大盗”袁世凯和国务总理赵秉钧指使下，由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直接指挥，上海帮会分子应夔丞收买刺客武士英制造的。案发后，应夔丞和武士英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房逮捕，洪述祖与应桂馨来往密电被查到，真相大白于天下。洪述祖便举家逃往青岛，得到胶澳总督府的庇护，在崂山九水筑别墅，称观川台，自称观川居士，过上了隐士的生活。后又耐不住寂寞，1917年潜回上海时被捕，1919年被处决。
清朝遗老在青岛的生活，当时在新闻媒体上鲜见报道，毕竟，这是一群被边缘化了的人物。可是，文学作品却有生动的体现。脍炙人口的要数纪实性章回体小说《桃源梦》。这本书的作者不详，署名“燕齐倦游客”，模仿《官场现形记》，将1912年至1914年间清朝遗老在青岛的隐居生活惟妙惟肖地进行了描写。开宗明义，就是“话说山东半岛的东南角上，有一个海港，叫做琴澳港……靠海最近之处叫做琴岛。琴岛的北部叫做大抱岛，大抱岛迤北叫做小抱岛，总称都叫琴岛……原来是极有名的通商口岸。由琴澳港西往济南府不过九百里路。”《桃源梦》从琴澳港被某国人借口强占讲起，重点描写了辛亥革命后清朝遗老在此的生活，结束于1914年该港湾又被亚洲某国人占领，“桃源已去，大梦初觉”。
《桃源梦》最初由民权出版部1917年出版第一版，目前仅中科院图书馆藏有该版样书。青岛市图书馆保存的是1934年上海时敏书局出版的第三版。既然能出到第三版，可见销量不错。这本书，以当时人的敏锐视角，描摹了遗老们在青岛的生活原态，虽有虚构演绎的成分，但总体上能反映出这个特殊群体在青岛的历史真实，弥足可贵。